《隨想錄一》巴金

《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一部堪稱當代中國最偉大的書

巴金直面「文革」帶來的災難，直面自己人格曾經出現的扭曲。他願意用真實的寫作，填補一度出現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終於寫作了在當代中國產生巨大影響的《隨想錄》，以此來履行一個知識分子應盡的歷史責任，從而達到了文學和思想的最後高峰。

一步步逐漸深入的獨立思考，首先從主張「干預生活」開始。獨立思考——把心交給讀者——講真話，它們成了《隨想錄》不斷出現的自白。清醒的自我懺悔意識，使巴金率先提出了諸多至今看來仍不乏生命力的思想命題。

道德懺悔、從全人類角度看待「文革」、倡導建立「文革」博物館，這是《隨想錄》在當代思想史上最為重要的三點貢獻。

《隨想錄》堪稱一本偉大的書。這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經驗來傾心創作的。沒有對美好理想的追求，沒有對完美人格的追求，沒有高度嚴肅的歷史態度，老年巴金就不會動筆。他在《隨想錄》中痛苦回憶；他在《隨想錄》中深刻反思；他在《隨想錄》中重新開始青年時代的追求；他在《隨想錄》中完成了一個真實人格的塑造。

總序

我明明記得我曾經由人變獸，有人告訴我這不過是十年一夢。還會再做夢嗎？為什麼不會呢？我的心還在發痛，它還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夢了。我不會忘記自己是一個人，也下定決心不再變為獸，無論誰拿著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進入夢鄉。當然我也不再相信夢話！

沒有神，也就沒有獸。大家都是人。

※※※

〈一〉

三年前我答應三聯書店在適當的時候出版《隨想錄》的合訂本，當時我是否能完成我的五卷書，自己並沒有信心。說實話，我感到吃力，又好像出了門在半路上，感到進退兩難。我知道老是嘮嘮叨叨，不會討人喜歡，但是有話不說，將骨頭全吞在肚裡化掉，我並無這種本領。經常有一個聲音催促我：「寫吧！」我不斷地安慰自己：「試試看。」只要有精神，有力氣，能指揮筆，我就「試試看」，寫寫停停，停停寫寫，終於寫完了最後一篇「隨想」。我擔心見不了天日的第五卷《無題集》也在嘰嘰喳喳的噪音伴送中，穿過荊棘叢生的泥濘小路，進入燈燭輝煌的「文明」書市和讀者見面了。

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事。我做了我應當做的事。今後呢，五卷書會走它們自己的路，我無能為力了。這大概是我所說的「適當的時候」吧。那麼我答應為合訂本寫的「新記」不能不交卷了。

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一百五十篇長短文章全是小人物的喜怒哀樂，自己說是「無力的叫喊」，其實大都是不曾癒合的傷口出來的膿血。我擠出它們不是為了消磨時間，我想減輕自己的痛苦。寫第一篇「隨想」，我拿著筆並不覺得沉重。我在寫作中不斷探索，在探索中逐漸認識自己。為了認識自己才不得不解剖自己。本來想減輕痛苦，以為解剖自己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是把筆當做手術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我卻顯得十分笨拙。我下不了手，因為我感到劇痛。我常說對自己應當嚴格，然而要拿刀刺進我的心窩，我的手軟了。我不敢往深處刺。五卷書上每篇每頁滿是血跡，但更多的卻是十年創傷的膿血。我知道不把膿血弄乾淨，它就會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僅是我，許多人的傷口都淌著這樣的膿血。我們有共同的遭遇，也有同樣的命運。不用我擔心，我沒有做好的事情，別的人會出來完成。解剖自己，我挖得不深，會有人走到我的前頭，不怕痛，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

寫完五卷書我不過開了一個頭。我沉默，但會有更多的作品出現。沒有人願意忘記二十年前開始的大災難，也沒有人甘心再進「牛棚」、接受「深刻的教育」。我們解剖自己，只是為了弄清「浩劫」的來龍去脈，便於改正錯誤，不再上當受騙。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須先從自己做起，不能把責任完全推給別人，免得將來重犯錯誤。

※※※

〈二〉

怎麼我又講起大道理來了！當初為香港《大公報》寫稿的時候我並未想到那些事情。我的《隨想錄》是從兩篇談《望鄉》（日本影片）的文章開始的。去年我在家中接待來訪的日本演員栗原小卷，對她說，我看了她和田中絹代主演的《望鄉》，一連寫了兩篇辯護文章，以後就在《大公園》副刊上開闢了《隨想錄》專欄，八年中發表了一百五十篇「隨想」。我還說，要是沒有看到《望鄉》，我可能不會寫出五卷《隨想錄》。其實並非一切都出於偶然，這是獨立思考的必然結果。五十年代我不會寫《隨想錄》，六十年代我寫不出它們。只有在經歷了接連不斷的大大小小政治運動之後，只有在被剝奪了人權在「牛棚」裡住了十年之後，我才想起自己是一個「人」，我才明白我也應當像人一樣用自己的腦子思考。真正用自己的腦子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一切事物、一切人在我眼前都改換了面貌，我有一種大夢初醒的感覺。只要靜下來，我就想起許多往事，而且用今天的眼光回顧過去，我也很想把自己的思想清理一番。

碰巧影片《望鄉》在京公映，引起一些奇談怪論，中央電視台召開了座談會，我有意見，便寫了文章。朋友潘際坰兄剛剛去香港主編《大公報》副刊《大公園》，他來信向我組稿，又托黃裳來拉稿、催稿。我看見《大公園》上有幾個專欄，便將談《望鄉》的文章寄去，建議為我開闢一個《隨想錄》專欄。際坰高興地答應了。我最初替《望鄉》講話，只覺得理直氣壯，一吐為快，並未想到我會給拴在這個專欄上一寫就是八年。從無標題到有標題（頭三十篇中除兩篇外都沒有標題），從無計劃到有計劃，從夢初醒到清醒，從隨想到探索，腦子不再聽別人指揮，獨立思考在發揮作用。拿起筆來，儘管我接觸各種題目，議論各樣事情，我的思想卻始終在一個圈子裡打轉，那就是所謂十年浩劫的「文革」，有一個時期提起它我就肅然起敬，高呼「萬歲！」可是通過八年的回憶、分析和解剖，我看清楚了自己，通過自己又多多少少瞭解周圍的一些人和事，我的筆經常碰到我的傷口。起初我攤開稿紙信筆寫去，遠道寄稿也無非為了酬答友情。我還有這樣一種想法：發表那些文章也就是卸下自己的精神負擔。後來我才逐漸明白，住了十載「牛棚」我就有責任揭穿那一場驚心動魄的大騙局，不讓子孫後代再遭災受難。我邊寫、邊想、邊探索；愈寫下去，愈認真、也愈感痛苦；越往下寫越是覺得筆不肯移動，我時而說筆重數十斤，時而講筆有千斤重，這只是說明作者思想感情的變化。寫《總序》的時候，我並不覺得筆沉重，我也沒有想到用「隨想」做武器進行戰鬥。

我從來不是戰士。而且就在《隨想錄》開始發表的時候，我還在另一本集子的序文中稱「文革」為「偉大的革命」。十多年中在全國報刊上，在人們的口頭上，「偉大的」桂冠總是和「文革」連在一起，我惶恐地高呼萬歲也一直未停。但是在《嚼火集》的序裡我已經看出那頂紙糊的桂冠不過是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我的眼睛終於給撥開了，即使是睡眼矇矓，我也看出那個「偉大的」騙局。於是我下了決心：不再說假話！然後又是：要多說真話！開始我還是在保護自己。為了淨化心靈，不讓內部留下骯髒的東西，我不得不挖掉心上的垃圾，不使它們污染空氣。我沒有想到就這樣我的筆會變成了掃帚，會變成了弓箭，會變成瞭解剖刀。要消除垃圾，淨化空氣，單單對我個人要求嚴格是不夠的，大家都有責任。我們必須弄明白毛病出在哪裡，在我身上，也在別人身上……那麼就挖吧！

在這由衰老到病殘，到手和筆都不聽指揮、寫字十分困難的八年中，「隨想」終於找到箭垛有的放矢了。不能說我的探索和追求有多大的收穫，但是我的書一卷接一卷地完成了。我這個病廢的老人居然用「隨想」在荊棘叢中開出了一條小路。我已經看見了面前的那座大樓：「文革博物館」。

※※※

〈三〉

我說過「隨想」是我的「無力的叫喊」。但五卷書卻不是我個人的私有物，我也不能為它們的命運作任何安排。既然它們「無力」，不會引起人們注意或關心，那麼就讓它們自生自滅吧。在我們這樣大的文明古國，幾聲甚至幾十聲間斷的叫喊對任何人的生存都不會有妨礙。它們多麼微弱，可以說是患病老人的嘆息。

絕沒有想到《隨想錄》在《大公報》上連載不到十幾篇，就有各種各類唧唧喳喳傳到我的耳裡。有人揚言我在香港發表文章犯了錯誤；朋友從北京來信說是上海要對我進行批評；還有人在某種場合宣傳我堅持「不同政見」。點名批判對我已非新鮮事情，一聲勒令不會再使我低頭屈膝。我縱然無權無勢，也不會一罵就倒，任人宰割。我反覆思考，我想不通，既然說是「百家爭鳴」，為什麼連老病人的有氣無力的嘆息也容忍不了？有些熟人懷著好意勸我盡早擱筆安心養病。我沒有表態。「隨想」繼續發表，內地報刊經常轉載它們，關於我的小道消息也愈傳愈多。彷彿有一個大網迎頭撒下。我已經沒有「脫胎換骨」的機會了，只好站直身子眼睜睜看著網怎樣給收緊。網越收越小，快逼得我無路可走了。我就這樣給逼著用老人無力的叫喊，用病人間斷的嘆息，然後用受難者的血淚建立起我的「文革博物館」來。

為什麼會有人那麼深切地厭惡我的《隨想錄》？只有在頭一次把「隨想」收集成書的時候，我才明白就因為我要人們牢牢記住「文革」。第一卷問世不久我便受到圍攻，香港七位大學生在老師的指揮下赤膊上陣，七個人一樣聲調，揮舞棍棒，殺了過來，還說我的「隨想」「文法上不通順」，又缺乏「文學技巧」。不用我苦思苦想，他們的一句話使我開了竅，他們責備我在一本小書內用了四十七處「四人幫」，原來都是為了「文革」。他們不讓建立「文革博物館」，有的人甚至不許談論「文革」，要大家都忘記在我們國土上發生過的那些事情。

為什麼內地版的《真話集》中多一篇《鷹的歌》？我寫它只是要自己記住、要別人知道《大公園》上發表的《隨想錄七十二》並非我的原文。有人不徵求我的同意就改動它，塗掉一切和「文革」有關的句子。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四十五週年，我引用了先生的名言：「我是一條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和血。」難道是在影射什麼？！或者在替誰翻案？！為什麼也犯了忌諱？！

太可怕了！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後，我還不能保衛自己敘說慘痛經歷的權利。十年中間為了宣傳騙局、推銷謊言，動員了那麼多的人，使用了那麼大的力量，難道今天只要輕輕地一揮手，就可以將十年「浩劫」一筆勾銷？！「浩劫」決不是文字遊戲！將近八十年前，在四川廣元縣衙門二堂「大老爺」審案的景象還不曾在我眼前消失，耳邊彷彿還有人高呼：「小民罪該萬死，天王萬世聖明！」

我不相信自己白白地活了八十幾年。我以為我還在做噩夢。為了戰勝夢魘，我寫下《鷹的歌》，說明真話是勾銷不了的。刪改也不會使我沉默。到了我不能保護自己的時候，我就像高爾基所描繪的鷹那樣帶著傷「滾下海去」。

一切照常。一方面是打手們的攻擊和流言蜚語的中傷，一方面又是長時期的疾病纏身，我越來越擔心會完不成我的寫作計劃。我又害怕《大公園》主編頂不住那種無形的壓力。為什麼寫到五卷為止？我估計我的體力和精力只能支持到那個時候，而且我必須記下的那些事情，一百五十篇「隨想」中也容納得了。

我的病情漸漸地惡化，我用靠藥物延續的生命跟那些阻力和夢魘作鬥爭更感到困難。在病房裡我也寫作，只要手能動，只要紙上現出一筆一劃，我就坐在桌前工作。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地過去，書桌上的手稿也逐漸增多。既然有那個專欄，隔一段時間我總得寄去一疊原稿。

我常說加在一起我每天大約有五分之一的時間感到病痛。然而我並未完全失去信心，喪失勇氣，花了八年的工夫我終於完成了五卷書的計劃。

沒有被打倒，沒有給罵死，我的書還在讀者中間流傳。是真是假，是正是邪，讀者將作出公正的判斷。我只說它不是一部普通的書，它會讓人永遠記住那十年中間的許多大小事情。

※※※

〈四〉

可能有人批評我「狂妄自大」，我並不在乎。我在前面說過，第一卷書剛剛出版，就讓香港大學生罵得狗血噴頭。我得承認，當時我悶了一天，苦苦思考自己犯了什麼錯誤。我不願在這裡講五卷書在內地的遭遇，為了讓《隨想錄》接近讀者，我的確花費了不少的心血。我不曾中途擱筆，因為我一直得到讀者熱情的鼓勵，我的朋友也不是個個「明哲保身」，更多的人給我送來同情和支持。我永遠忘不了他們來信中那些像火、像燈一樣的句子。大多數人的命運牽引著我的心。相信他們，盡我的職責，我不會讓人奪走我的筆。

為什麼不能寫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在「文革」的油鍋裡滾了十年，為什麼不讓寫那個煎骨熬心的大災難？有人告訴我一件事，據說有個西德青年不相信納粹在波蘭建立過滅絕種族的殺人工廠，他以為那不過是一些人的「幻想」。會有這樣的事！不過四十年的時間，人們就忘記了納粹分子滅絕人性的滔天罪行。我到過奧斯威辛的納粹罪行博物館。毀滅營的遺址還保留在那裡，毒氣室和焚屍爐觸目驚心地出現在我面前。可是已經有人否定它們的存在了！

那麼回過頭來看「文革」，我們到哪裡去尋找它的遺跡？才過去二十年，就有人把這史無前例的「浩劫」看做遙遠的夢，要大家盡早忘記乾淨。我們家的小端端在上初中，她連這樣的「幻想」也沒有，腦子裡有的只是作業和分數，到現在她仍然是我們家最忙的人，每天睡不到八個小時。惟有我不讓人忘記過去慘痛的教訓，談十年的噩夢反反覆覆談個不停，幾乎成了一個大逆不道的罪人。

我寫好第一百五十篇「隨想」就聲明「擱筆」，這合訂本的「新記」可能是我的最後一篇文章。我有滿腹的話，不能信手寫去，思前想後我考慮很多。六十年的寫作生活並不使我留戀什麼。和當初一樣我並不為個人的前途擔心。把自己的一切奉獻出來，雖然只有這麼一點點，我總算「說話算數」，盡了職責。

講出了真話，我可以心安理得地離開人世了。可以說，這五卷書就是用真話建立起來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館」吧。

巴金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九日

《隨想錄》序

我年過七十，工作的時間不會多了。在林彪和「四人幫」橫行的時候，我被剝奪了整整十年的大好時光，說是要奪回來，但辦得到辦不到並沒有把握。我不想多說空話，多說大話。我願意一點一滴地做點實在事情，留點痕跡。我先從容易辦到的做起。我準備寫一本小書：《隨想錄》。我一篇一篇地寫，一篇一篇地發表。

這只是記錄我隨時隨地的感想，既無系統，又不高明。但它們卻不是四平八穩，無病呻吟，不痛不癢，人云亦云，說了等於不說的話，寫了等於不寫的文章。那麼就讓它們留下來，作為一聲無力的叫喊，參加偉大的「百家爭鳴」吧。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

一、談《望鄉》

最近在我國首都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上演日本影片《望鄉》，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有人公開反對，有人說「映了這樣的影片，社會上流氓不是更多了？」有人甚至說這是一部「黃色電影」，非禁不可。總之，壓力不小。不過支持這部影片放映的人也不少，報刊的評論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望鄉》在今天還能繼續放映，當然不會是無條件的放映，是進行了手術以後的放映。我看放映總比禁止放映好，因為這究竟給我們保全了一點面子，而且闡明瞭一個真理：我們的青年並不是看見婦女就起壞心思的人，他們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新中國的希望寄託在他們的身上。

據說老年人對《望鄉》持反對態度的多，我已經踏進了七十五歲的門檻，可是我很喜歡這部電影，我認為這是一部好電影。我看過電影文學劇本，我看過一次影片，是通過電視機看到的，我流了眼淚，我感到難過，影片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阿琦的命運像一股火在燒我的心。我想阿琦也好，三谷也好，都是多麼好的人啊。我寫過一本小書：《傾吐不盡的感情》，我對日本人民和朋友是有深厚感情的。看了這部影片以後，我對日本人民的感情只有增加。我感謝他們把這部影片送到中國來。

我喜歡這部影片，但是我不願意多看這部影片。說實話，我看一次這部影片，就好像受到譴責，彷彿有人在質問我：你有沒有做過什麼事情來改變那個、那些受苦的人的命運？沒有，沒有！倘使再看，我又會受到同樣的質問，同樣的譴責。

我生在到處都有妓院的舊社會，一九二三年五月我第一次同我三哥到上海，當時只有十九歲。我們上了岸就讓旅館接客人用的馬車把我們送到四馬路一家旅館。旅館的名字我忘記了，我只記得斜對面就是當時的一家遊樂場「神仙世界」。我們住在臨街的二樓，到了傍晚，連續不斷的人力車從樓下街中跑過，車上裝有小電燈，車上坐著漂亮的姑娘，車後跟著一個男人。我們知道這是出堂差的妓女，但我們從未因此想過「搞腐化」之類的事。後來我在上海住下來了。上海大世界附近、四馬路一帶，每天晚上站滿了穿紅著綠、塗脂抹粉的年輕妓女，後面跟著監視她們的娘姨，這是拉客的「野雞」。我們總是避開她們。我從未進過妓院，當時並沒有人禁止我們做這種事情，但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在軍閥、官僚、國民黨反動政府封建法西斯統治下的舊社會，年輕人關心的是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他們哪裡有心思去管什麼「五塊錢」不「五塊錢」？那個時候倒的確有黃色影片上演，卻從未見過青年們普遍的腐化、墮落！

難道今天的青年就落後了？反而不及五十幾年前的年輕人了？需要把他們放在溫室裡來培養，來保護？難道今天偉大的現實，社會主義祖國繁花似錦的前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就不能吸引我們的年輕人，讓他們無事可做，只好把大好時光耗費在胡思亂想、胡作非為上面？我想問一句：在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正面的東西是不是占主導地位？那麼為什麼今天還有不少人擔心年輕人離開溫室就會落進罪惡的深淵，恨不得把年輕人改造成為「沒有性程序」的「五百型」機器人【註一】呢？

今天的青年，拿《天安門詩抄》的作者和讀者為例吧，他們比我們那一代高明得多！他們覺悟高，勇氣大，辦法多，決心大。沒有這樣的新的一代的革命青年，誰來實現「四個現代化」？要說他們只能看刪剪後的《望鄉》，否則聽到「賣淫」、「五塊錢」這類字眼，就會——，這真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這是極其可悲的民族虛無主義！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

※※※

【註一】見美國影片《未來世界》。

二、再談《望鄉》

曹禺最近來上海，閒談起來，他告訴我，不久前他接待過幾位日本影劇界的朋友，他們談了一些關於《望鄉》的事情。據說《望鄉》給送來中國之前曾由影片導演剪去一部分，為了使這影片較容易為中國觀眾接受。我們最初就是根據這個拷貝放映的。過了日本電影周之後，主管部門又接受一部分觀眾的意見剪掉了一些鏡頭。曹禺還聽說，這部影片有些鏡頭是在南洋拍攝的，在拍攝的時候，導演、演員、工作人員都吃了苦頭，這說明影片的全體工作人員都非常嚴肅認真；還有扮演阿琦婆的演員，為了使她的手顯得又粗又老，她用麻繩捆自己的手腕，至於怎樣捆法我聽過就忘記了，現在也說不清楚，不過因此她扮演得更逼真，但後來也因此得病促成自己的死亡。這是為了什麼？我不能明確地回答，因為我不知道她的情況，我想這可能是忠於她的工作，忠於她的藝術吧。我看影片中那位三谷圭子也就是這樣。田中絹代女士已經逝世了，可是阿琦婆的形象非常鮮明地印在我的腦子裡。栗原小卷女士扮演的三谷也一直出現在我的眼前。我這樣想：像三谷這樣「深入生活」和描寫的對象實行「三同」的做法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她不講一句漂亮的話，她用樸實的言行打動對方的心。本來她和阿琦婆之間有不小的距離，可是她很快地就克服了困難，使得距離逐漸地縮短，她真正做到和阿琦婆同呼吸，真正愛上了她的主人公。她做得那樣自然，那樣平凡，她交出了自己的心，因此也得到了別人的心。她最初只是為了寫文章反映南洋姐的生活，可是在「深入生活」這一段時間裡她的思想感情也發生了變化，她的心也給阿琦婆吸引住了，她們分手的時候那種依依不捨的留戀，那樣出自肺腑的哀哭，多麼令人感動！最後她甚至遠渡重洋探尋受難者的遺跡，為那般不幸的女同胞慘痛的遭遇提出控訴，這可能又是她當初料想不到的了。這也是一條寫作的道路啊。

看完《望鄉》以後，我一直不能忘記它，同別人談起來，我總是說：多好的影片，多好的人！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

三、多印幾本西方文學名著

我在兩個月前寫的一篇文章裡說過這樣一句：「多印幾本近代、現代的西方文學名著，又有什麼不好呢？」這句話似乎問得奇怪。其實並不稀奇，我們這裡的確有人認為少印、不印比多印好，不讀書比讀書好。林彪和「四人幫」掌權的時候，他們就這樣說、這樣辦，除了他們喜歡的和對他們有利的書以外，一切都不准印，不准看。他們還搞過焚書的把戲，學習秦始皇，學習希特勒。他們煽動年輕學生上街大「破四舊」，一切西方名著的譯本都被認為是「封、資、修」的舊東西，都在「大破」之列。我還記得一九六七年春天，張春橋在上海發表談話說四舊破得不夠，紅衛兵還要上街等等。於是報紙發表社論，大講「上街大破」的「革命」道理，當天晚上就有幾個中學生破門而入，把一隻繪著黛玉葬花的古舊花瓶當著我的面打碎，另一個學生把一本英國作家史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譚》拿走，說是準備對它進行批判。我不能說一個「不」字。在那七、八、九年中間很少有人敢挨一下西方文學名著，除了江青，她只讀了少得可憐的幾本書，就大放厥詞，好像整個中國只有她一個人讀過西方的作品。其他的人不是書給抄走下落不明，就是因為住房縮小，無處放書，只好秤斤賣出，還有人被迫改行，以為再也用不上這些「封、資、修」的舊貨，便拿去送人或者賣到舊書店去。西方文學名著有漢譯本的本來就不多，舊社會給我們留得太少，十七年中間出現過一些新譯本，但數量也很有限，遠遠不能滿足讀者需要。經過「四人幫」對西方文學名著一番「清洗」之後，今天在書店裡發賣的西方作品（漢譯本）實在少得可憐。因此書店門前讀者常常排長隊購買翻譯小說。讀者的要求是不是正當的呢？有人不同意，認為中國人何必讀西方的作品，何況它們大多數都是「封、資、修」？這就是「四人幫」的看法。他們在自己的四周畫了一個圈圈，把圈圈外面的一切完全塗掉、一筆抹殺，彷彿全世界就只有他們。「沒有錯，老子天下第一！」把外來的賓客都看做來朝貢的，拿自己編造的東西當成寶貝塞給別人。他們搞愚民政策，首先就使自己出醜。江青連《醉打山門》是誰寫的都搞不清楚，還好意思向外國人吹噓自己對司湯達爾「頗有研究」！自己無知還以為別人也同樣無知，這的確是可悲的事情。只有在「四人幫」下台之後，我們才可以把頭伸到圈圈外面看。一看就發現我們不是天下第一，而是落後一二十年。那麼究竟是老老實實、承認落後、咬緊牙關、往前趕上好呢，還是把門關緊、閉上眼睛當「天下第一」好？這是很容易回答的。現在的問題是趕上別人，那麼先要瞭解別人怎麼會跑到我們前面。即使我們要批判地學習外國的東西，也得先學習，學懂了才能夠批判。像「四人幫」那樣連原書也沒有挨過，就用「封、資、修」三頂帽子套在一切西方文學名著頭上，一棍子打死，固然痛快，但是痛快之後又怎樣呢？還要不要學，要不要趕呢？有些人總不放心，把西方文學作品看成羊肉，害怕羊肉未吃到，先惹一身羊騷。有些人認為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作品就難免沒有毒素，讓我們的讀者中毒總不是好事，最好不出或者少出，即使勉強出了，也不妨刪去一些「不大健康的」或者「黃色的」地方。不然就限制發行，再不然就加上一篇「正確的」前言，「四人幫」就是這樣做了的。其實誰認真讀過他們寫的那些前言？

「四人幫」終於垮臺了。他們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他們害死了成千上萬的人，歷史會清算這筆賬！他們還禁、毀了成千上萬的書。人的冤案現在陸續得到平反，書的冤案也開始得到昭雪。我想起幾年前的一件事。不是在一九六八年就在一九六九年，我在報上看到一篇文章，描述在北京火車站候車室裡，一個女青年拿著一本書在讀，人們看見她讀得那樣專心，就問她讀的是什麼書，看到她在讀小說《家》，大家就告訴她這是一株大毒草，終於說服了她把《家》當場燒掉，大家一起批判了這本毒草小說。我讀了這篇文章，不免有些緊張，當晚就做了一個夢：希特勒復活了，對著我大聲咆哮，說是要焚書坑儒。今天回想起來，實在可笑。我也太膽小了，以「四人幫」那樣的權勢、威力、陰謀、詭計，還對付不了我這本小說，燒不盡它，也禁不絕它。人民群眾才是最好的裁判員。他們要讀書，他們要多讀書。讓「四人幫」的那些看法、想法、做法見鬼去吧。我還是那一句話：「多印幾本西方文學名著有什麼不好呢？」

一月二日

四、「結婚」

近兩個月忽然謠傳我要，而且對方是有名有姓的人。有個朋友對我談起，我只笑了笑。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這種事。像這樣的「社會新聞」在舊社會可能有市場，但在解放後二十九年多的現在不會有人對它感到興趣吧。謠言會自生自滅的，我這樣相信。但這一次我的估計又錯了。謠言並不熄滅，卻越傳越廣。這兩天居然有人問上門來。據說我曾在錦江飯店擺宴二十八席慶祝婚禮，又說我在新雅飯店設席四十桌大宴賓客。凡是同我常見面的同志，或者在我常去的地方（例如書店）工作的同志，或者常常給我送書來的新華書店的同志，以及我的女兒、女婿，我的妹妹等等都成了打聽的對象，連我的四歲半的外孫女也受到幼兒園老師的盤問。老師問她：「你外公結婚嗎？」她乾脆回答：「沒。連相也沒照！」前天晚上有個朋友帶著兒子來看我，談了正事之後，她忽然問我最近生活上有什麼「變動」，我說完全沒有。她的兒子就說，他勞動的工廠和他愛人的工廠裡都在流傳我結婚的消息。今天有兩批客人來，談起外面講得好像有憑有據，說我元旦結了婚，請客三四十桌，他們不相信，到我家裡來看看，又不像辦過喜事。我也只是笑笑，毫不在乎。剛才我得到一位工人讀者來信，說：「聽說你有喜事，……特來信賀喜」。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要是在三年前恐怕我這條老命就難保住了。所謂「謠言殺人」，並非虛傳。當時在上海作威作福的徐某某只要信口說一句：「他結婚請客四十桌，這是資產階級復辟！」那麼馬上就會對我進行全面專政。這不是笑話，真正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前十天左右我參加過一次追悼會——替一位著名詩人平反。這位詩人同一個造反派談戀愛，要和她結婚，據說本單位的工宣隊員不但不同意，並且批判了他。聽說那位徐某某又講了話：「某某人腐蝕造反派，如何如何……」大概又是什麼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吧。於是詩人開煤氣自盡。對這件事徐某某究竟有沒有責任，還是讓歷史來裁決吧，我不必在這裡多談了。提到結婚就死人，多可怕！我舉這個事例正好說明造謠者的用心。但今天不再是「四害」橫行、謠言可以殺人的時候了。我並不感覺到謠言可畏。林彪和「四人幫」的陰謀詭計和法西斯暴行並沒有把我搞死，何況區區謠言！然而奇怪的是：為什麼大家對這種謠言會如此感興趣呢？這當然要「歸功」於林彪和「四人幫」這一夥人，他們搞亂了人們的思想，把人的最崇高、最優美、最純潔的理想、感情踐踏、毀壞，使得不少人感到國家、民族的前途跟自己脫離關係，個人眼前只有一團漆黑，因此種種奇聞奇事才可以分他們的心，吸引他們的注意，使他們甚至花費時間來傳播流言。

然而對什麼事情都要用一分為二的眼光看待。對這件事也並不例外。我也應當把謠言看做對我的警告和鞭策。一個作家不是通過自己的藝術實踐而是通過其他的社會活動同讀者見面，一個作家的名字不署在自己的作品上，而經常出現在新聞中間，難怪讀者們疑心他會幹種種稀奇古怪的事情。

一月七日

五、懷念蕭珊

〈一〉

今天是蕭珊逝世的六週年紀念日。六年前的光景還非常鮮明地出現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從火葬場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亂糟糟的，過了兩三天我漸漸地安靜下來了，一個人坐在書桌前，想寫一篇紀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這樣一種習慣：有感情無處傾吐時我經常求助於紙筆。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裡那幾天，我每天坐三四個小時望著面前攤開的稿紙，卻寫不出一句話。我痛苦地想，難道給關了幾年的「牛棚」，真的就變成「牛」了？頭上彷彿壓了一塊大石頭，思想好像凍結了一樣。我索性放下筆，什麼也不寫了。

六年過去了。林彪、「四人幫」及其爪牙們的確把我搞得很「狼狽」，但我還是活下來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較健康，腦子也並不糊塗，有時還可以寫一兩篇文章。最近我經常去火葬場，參加老朋友們的骨灰安放儀式。在大廳裡，我想起許多事情。同樣地奏著哀樂，我的思想卻從擠滿了人的大廳轉到只有二三十個人的中廳裡去了，我們正在用哭聲向蕭珊的遺體告別。我記起了《家》裡面覺新說過的一句話：「好像玨死了，也是一個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寫這句話的時候，怎麼想得到我是在寫自己！我沒有流眼淚，可是我覺得有無數鋒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遺體旁邊，望著那張慘白色的臉，那兩片嚥下千言萬語的嘴唇，我咬緊牙齒，在心裡喚著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歲，為什麼不讓我先死？我想，這是多麼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麼罪？她也給關進「牛棚」，掛上「牛鬼蛇神」的小紙牌，還掃過馬路。究竟為什麼？理由很簡單，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療，也因為她是我的妻子。想盡辦法一直到逝世前三個星期，靠開後門她才住進醫院。但是癌細胞已經擴散，腸癌變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願意改造思想，她願意看到社會主義建成。這個願望總不能說是癡心妄想吧。她本來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Ｋ」的「臭婆娘」。一句話，是我連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邊的幾年中間，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樣受到。但是我並未挨過打，她卻挨了「北京來的紅衛兵」的銅頭皮帶，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幾天以後才褪盡。她挨打只是為了保護我，她看見那些年輕人深夜闖進來，害怕他們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門，到對面派出所去，請民警同志出來干預。那裡只有一個人值班，不敢管。當著民警的面，她被他們用銅頭皮帶狠狠抽了一下，給押了回來，同我一起關在馬桶間裡。

她不僅分擔了我的痛苦，還給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勵。在「四害」橫行的時候，我在原單位（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給人當做「罪人」和「賤民」看待，日子十分難過，有時到晚上九十點鐘才能回家。我進了門看到她的面容，滿腦子的烏雲都消散了。我有什麼委屈、牢騷，都可以向她盡情傾吐。有一個時期我和她每晚臨睡前要服兩粒眠爾通才能夠閉眼，可是天剛剛發白就都醒了。我喚她，她也喚我。我訴苦般地說：「日子難過啊！」她也用同樣的聲音回答：「日子難過啊！」但是她馬上加一句：「要堅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堅持就是勝利。」我說「日子難過」，因為在那一段時間裡，我每天在「牛棚」裡面勞動、學習、寫交代、寫檢查、寫思想匯報。任何人都可以責罵我、教訓我、指揮我。從外地到「作協分會」來串連的人可以隨意點名叫我出去「示眾」，還要自報罪行。上下班不限時間，由管理「牛棚」的「監督組」隨意決定。任何人都可以闖進我家裡來，高興拿什麼就拿走什麼。這個時候大規模的群眾性批鬥和電視批鬥大會還沒有開始，但已經越來越逼近了。

她說「日子難過」，因為她給兩次揪到機關，靠邊勞動，後來也常常參加陪鬥。在淮海中路「大批判專欄」上張貼著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報，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給寫出來「示眾」，不用說「臭婆娘」的大名佔著顯著的地位。這些文字像蟲子一樣咬痛她的心。她讓上海戲劇學院「狂妄派」學生突然襲擊、揪到「作協分會」去的時候，在我家大門上還貼了一張揭露她的所謂罪行的大字報。幸好當天夜裡我兒子把它撕毀。否則這一張大字報就會要了她的命！

人們的白眼，人們的冷嘲熱罵蠶蝕著她的身心。我看出來她的健康逐漸遭到損害。表面上的平靜是虛假的。內心的痛苦像一鍋煮沸的水，她怎麼能遮蓋住！怎麼能使它平靜！她不斷地給我安慰，對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問題一天天地變得嚴重，上面對我的壓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擔心。有時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近巨鹿路口，快到「作協分會」，或者走近湖南路口，快到我們家，她總是抬不起頭。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擔心她經受不起沉重的打擊。我記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時間，我們沒有受到留難，回到家裡她比較高興，到廚房去燒菜。我翻看當天的報紙，在第三版上看到當時做了「作協分會」的「頭頭」的兩個工人作家寫的文章《徹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真是當頭一棒！我看了兩三行，連忙把報紙藏起來，我害怕讓她看見。她端著燒好的菜出來，臉上還帶笑容，吃飯時她有說有笑。飯後她要看報，我企圖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別處。但是沒有用，她找到了報紙。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這一夜她再沒有講話，早早地進了房間。我後來發現她躺在床上小聲哭著。一個安靜的夜晚給破壞了。今天回想當時的情景，她那張滿是淚痕的臉還在我的眼前。我多麼願意讓她的淚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臉上重現，即使減少我幾年的生命來換取我們家庭生活中一個寧靜的夜晚，我也心甘情願！

〈二〉

我聽周信芳同志的媳婦說，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經常被打手們拉出去當做皮球推來推去，打得遍體鱗傷。有人勸她躲開，她說：「我躲開，他們就要這樣對付周先生了。」蕭珊並未受到這種新式體罰。可是她在精神上給別人當皮球打來打去。她也有這樣的想法：她多受一點精神折磨，可以減輕對我的壓力。其實這是她一片癡心，結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見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見她的生命之火逐漸熄滅，我多麼痛心。我勸她，安慰她，我想拉住她，一點也沒有用。

她常常問我：「你的問題什麼時候才解決呢？」我苦笑著說：「總有一天會解決的。」她嘆口氣說：「我恐怕等不到那個時候了。」後來她病倒了，有人勸她打電話找我回家，她不知從哪裡得來的消息，她說：「他在寫檢查，不要打岔他。他的問題大概可以解決了。」等到我從五．七幹校回家休假，她已經不能起床。她還問我檢查寫得怎樣，問題是否可以解決。我當時的確在寫檢查，而且已經寫了好幾次了。他們要我寫，只是為了消耗我的生命。但她怎麼能理解呢？

這時離她逝世不過兩個多月，癌細胞已經擴散，可是我們不知道，想找醫生給她認真檢查一次，也毫無辦法。平日去醫院掛號看門診，等了許久才見到醫生或者實習醫生，隨便給開個藥方就算解決問題。只有在發燒到攝氏三十九度才有資格掛急診號，或者還可以在病人擁擠的觀察室裡待上一天半天。當時去醫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難，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車來，讓她坐在車上，他慢慢地推著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輪車去看病，看好門診回家雇不到車了，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來，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請求行人到我們家通知。她一個表侄正好來探病，就由他去把她背了回家。她希望拍一張X光片子查一查腸子有什麼病，但是辦不到。後來靠了她一位親戚幫忙開後門兩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腸癌。以後又靠朋友設法開後門住進了醫院。她自己還很高興，以為得救了。只有她一個人不知真實的病情，她在醫院裡只活了三個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滿了，我又請過兩次假，留在家裡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個月。我看見她病情日趨嚴重，實在不願意把她丟開不管，我要求延長假期的時候，我們那個單位的一個「工宣隊」頭頭逼著我第二天就回幹校去。我回到家裡，她問起來，我無法隱瞞。她嘆了一口氣，說：「你放心去吧。」她把臉掉過去，不讓我看她。我女兒、女婿看到這種情景，自告奮勇跑到巨鹿路向那位「工宣隊」頭頭解釋，希望同意我在市區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個頭頭「執法如山」，還說：他不是醫生，留在家裡，有什麼用！「留在家裡對他改造不利！」他們氣憤地回到家中，只說機關不同意，後來才對我傳達了這句「名言」。我還能講什麼呢？明天回幹校去！

整個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個插隊落戶的兒子在我們房間裡出現了，他是昨天半夜裡到的。他得到了家信，請假回家看母親，卻沒有想到母親病成這樣。我見了他一面，把他母親交給他，就回幹校去了。

在車上我的情緒很不好。我實在想不通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我在幹校待了五天，無法同家裡通消息。我已經猜到她的病不輕了。可是人們不讓我過問她的事情。這五天是多麼難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幹校的造反派頭頭通知我們全體第二天一早回市區開會。這樣我才又回到了家，見到我的愛人。靠了朋友幫忙，她可以住進中山醫院肝癌病房，一切都準備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麼希望住院前見我一面，我終於回來了。連我也沒有想到她的病情發展得這麼快。我們見了面，我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她說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說：「你安心治療吧。」她父親也來看她，老人家雙目失明，去醫院探病有困難，可能是來同他的女兒告別了。

我吃過中飯，就去參加給別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會，受批判、戴帽子的人不止一個，其中有一個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註一】他過去也是作家，不過比我年輕。我們一起在「牛棚」裡關過一個時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不服，不聽話，他貼出大字報，聲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給捉去關了一個時期不算，還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監督勞動。在會場裡我一直像在做怪夢。開完會回家，見到蕭珊我感到格外親切，彷彿重回人間。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講話，偶爾講一句半句。我還記得她講了兩次：「我看不到了。」我連聲問她看不到什麼？她後來才說：「看不到你解放了。」我還能再講什麼呢？

※※※

【註一】王若望同志在一九五七年被錯劃為右派（一九六二年摘帽），最近已經改正，恢復名譽。

※※※

我兒子在旁邊，垂頭喪氣，精神不好，晚飯只吃了半碗，像是患感冒。她忽然指著他小聲說：「他怎麼辦呢？」他當時在安徽山區農村已經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沒有人管，生活上不能養活自己，而且因為是我的兒子，給剝奪了好些公民權利。他先學會沉默，後來又學會抽煙。我懷著內疚的心情看看他。我後悔當初不該寫小說，更不該生兒育女。我還記得前兩年在痛苦難熬的時候她對我說：「孩子們說爸爸做了壞事，害了我們大家。」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沒有出聲，我把淚水全吞在肚裡。她睡了一覺醒過來忽然問我：「你明天不去了？」我說：「不去了。」就是那個「工宣隊」頭頭今天通知我不用再去幹校就留在市區。他還問我：「你知道蕭珊是什麼病？」我答說：「知道。」其實家裡瞞住我，不給我知道真相，我還是從他這句問話裡猜到的。

〈三〉

第二天早晨她動身去醫院，一個朋友和我女兒、女婿陪她去。她穿好衣服等候車來。她顯得急躁，又有些留戀，東張張西望望，她也許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這裡的一切。我送走她，心上反而加了一塊大石頭。

將近二十天裡，我每天去醫院陪伴她大半天。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守著她，同她短短地談幾句話。她的病情惡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卻一天天大起來，行動越來越不方便。當時病房裡沒有人照料，生活方面除飲食外一切都必須自理。後來聽同病房的人稱讚她「堅強」，說她每天早晚都默默地掙扎著下了床，走到廁所。醫生對我們談起，病人的身體經不住手術，最怕的是她的腸子堵塞，要是不堵塞，還可以拖延一個時期。她住院後的半個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來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時間，是我和她在一起度過的最後的平靜的時刻，我今天還不能將它忘記。但是半個月以後，她的病情又有了發展，一天吃中飯的時候，醫生通知我兒子找我去談話。他告訴我：病人的腸子給堵住了，必須開刀。開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許中途出毛病。但是不開刀，後果更不堪設想。他要我決定，並且要我勸她同意。我做了決定，就去病房對她解釋。我講完話，她只說了一句：「看來，我們要分別了。」她望著我，眼睛裡全是淚水。我說：「不會的……」我的聲音啞了。接著護士長來安慰她，對她說：「我陪你，不要緊的。」她回答：「你陪我就好。」時間很緊迫，醫生、護士們很快做好了準備，她給送進手術室去了，是她的表侄把她推到手術室門口的。我們就在外面廊上等了好幾個小時，等到她平安地給送出來，由兒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兒子還在她的身邊守過一個夜晚。過兩天他也病倒了，查出來他患肝炎，是從安徽農村帶回來的。本來我們想瞞住他的母親，可是無意間讓他母親知道了。她不斷地問：「兒子怎麼樣？」我自己也不知道兒子怎麼樣，我怎麼能使她放心呢？晚上回到家，走進空空的、靜靜的房間，我幾乎要叫出聲來：「一切都朝我的頭打下來吧，讓所有的災禍都來吧。我受得住！」

我應當感謝那位熱心而又善良的護士長，她同情我的處境，要我把兒子的事情完全交給她辦。她做好安排，陪他看病、檢查，讓他很快住進別處的隔離病房，得到及時的治療和護理。他在隔離病房裡苦苦地等候母親病情的好轉。母親躺在病床上，只能有氣無力地說幾句短短的話，她經常問：「棠棠怎麼樣？」從她那雙含淚的眼睛裡我明白她多麼想看見她最愛的兒子。但是她已經沒有精力多想了。

她每天給輸血，打鹽水針。她看見我去就斷斷續續地問我：「輸多少西西的血？該怎麼辦？」我安慰她：「你只管放心。沒有問題，治病要緊。」她不止一次地說：「你辛苦了。」我有什麼苦呢？我能夠為我最親愛的人做事情，哪怕做一件小事，我也高興！後來她的身體更不行了。醫生給她輸氧氣，鼻子裡整天插著管子。她幾次要求拿開，這說明她感到難受，但是聽了我們的勸告，她終於忍受下去了。開刀以後她只活了五天。誰也想不到她會去得這麼快！五天中間我整天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望著她在受苦（我是設身處地感覺到這樣的），可是她除了兩三次要求搬開床前巨大的氧氣筒，三四次表示擔心輸血較多付不出醫藥費之外，並沒有抱怨過什麼。見到熟人她常有這樣一種表情：請原諒我麻煩了你們。她非常安靜，但並未昏睡，始終睜大兩隻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著，望著，好像在望快要燃盡的燭火。我多麼想讓這對眼睛永遠亮下去！我多麼害怕她離開我！我甚至願意為我那十四卷「邪書」受到千刀萬剮，只求她能安靜地活下去。

不久前我重讀梅林寫的《馬克思傳》，書中引用了馬克思給女兒的信裡的一段話，講到馬克思夫人的死。信上說：「她很快就嚥了氣。……這個病具有一種逐漸虛脫的性質，就像由於衰老所致一樣。甚至在最後幾小時也沒有臨終的掙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鄉。她的眼睛比任何時候都更大、更美、更亮！」這段話我記得很清楚。馬克思夫人也死於癌症。我默默地望著蕭珊那對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我想起這段話，稍微得到一點安慰。聽說她的確也「沒有臨終的掙扎」，也是「慢慢地沉入睡鄉」。我這樣說，因為她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我不在她的身邊。那天是星期天，衛生防疫站因為我們家發現了肝炎病人，派人上午來做消毒工作。她的表妹有空願意到醫院去照料她，講好我們吃過中飯就去接替。沒有想到我們剛剛端起飯碗，就得到傳呼電話，通知我女兒去醫院，說是她媽媽「不行」了。真是晴天霹靂！我和我女兒、女婿趕到醫院。她那張病床上連床墊也給拿走了。別人告訴我她在太平間。我們又下了樓趕到那裡，在門口遇見表妹。還是她找人幫忙把「嚥了氣」的病人抬進來的。死者還不曾給放進鐵匣子裡送進冷庫，她躺在擔架上，但已經給白布床單包得緊緊的，看不到面容了。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彎下身子，把地上那個還有點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幾下，一面哭著喚她的名字。不過幾分鐘的時間。這算是什麼告別呢？

據表妹說，她逝世的時刻，表妹也不知道。她曾經對表妹說：「找醫生來。」醫生來過，並沒有什麼。後來她就漸漸地「沉入睡鄉」。表妹還以為她在睡眠。一個護士來打針，才發覺她的心臟已經停止跳動了。我沒有能同她訣別，我有許多話沒有能向她傾吐，她不能沒有留下一句遺言就離開我！我後來常常想，她對表妹說：「找醫生來」，很可能不是「找醫生」，是「找李先生」（她平日這樣稱呼我）。為什麼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裡人都不在她身邊，她死得這樣淒涼！

我女婿馬上打電話給我們僅有的幾個親戚。她的弟媳趕到醫院，馬上暈了過去。三天以後在龍華火葬場舉行告別儀式。她的朋友一個也沒有來，因為一則我們沒有通知，二則我是一個審查了將近七年的對象。沒有悼詞，沒有弔客，只有一片傷心的哭聲。我衷心感謝前來參加儀式的少數親友和特地來幫忙的我女兒的兩三個同學，最後，我跟她的遺體告別，女兒望著遺容哀哭，兒子在隔離病房還不知道把他當做命根子的媽媽已經死亡。值得提說的是她當做自己兒子照顧了好些年的一位亡友的男孩從北京趕來，只為了看見她的最後一面。這個整天同鋼鐵打交道的技術員，他的心倒不像鋼鐵那樣。他得到電報以後，他愛人對他說：「你去吧，你不去一趟，你的心永遠安定不了。」我在變了形的她的遺體旁邊站了一會。別人給我和她照了相。我痛苦地想：這是最後一次了，即使給我們留下來很難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視這個鏡頭。

一切都結束了。過了幾天我和女兒、女婿到火葬場，領到了她的骨灰盒。在存放室寄存了三年之後，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裡。有人勸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寧願讓骨灰盒放在我的寢室裡，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四〉

夢魘一般的日子終於過去了。六年彷彿一瞬間似的遠遠地落在後面了。其實哪裡是一瞬間！這段時間裡有多少流著血和淚的日子啊。不僅是六年，從我開始寫這篇短文到現在又過去了半年，半年中我經常在火葬場的大廳裡默哀，行禮，為了紀念給「四人幫」迫害致死的朋友。想到他們不能把個人的智慧和才華獻給社會主義祖國，我萬分惋惜。每次戴上黑紗、插上紙花的同時，我也想起我自己最親愛的朋友，一個普通的文藝愛好者，一個成績不大的翻譯工作者，一個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裡有我的淚和血。

她是我的一個讀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見面。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們兩次在桂林像朋友似的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們在貴陽結婚。我認識她的時候，她還不到二十，對她的成長我應當負很大的責任。她讀了我的小說，給我寫信，後來見到了我，對我發生了感情。她在中學唸書，看見我以前，因為參加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回到家鄉住了一個短時期，又出來進另一所學校。倘使不是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她同我談了八年的戀愛，後來到貴陽旅行結婚，只印發了一個通知，沒有擺過一桌酒席。從貴陽我和她先後到了重慶，住在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門市部樓梯下七八個平方米的小屋裡。她托人買了四隻玻璃杯開始組織我們的小家庭。她陪著我經歷了各種艱苦生活。在抗日戰爭緊張的時期，我們一起在日軍進城以前十多個小時逃離廣州，我們從廣東到廣西，從昆明到桂林，從金華到溫州，我們分散了，又重見，相見後又別離。在我那兩冊《旅途通訊》中就有一部分這種生活的記錄。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評我：「這算什麼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後，另一位朋友認為我不應當把它們也收進去。他們都有道理，兩年來我對朋友、對讀者講過不止一次，我決定不讓《文集》重版。但是為我自己，我要經常翻看那兩小冊《通訊》。在那些年代，每當我落在困苦的境地裡、朋友們各奔前程的時候，她總是親切地在我的耳邊說：「不要難過，我不會離開你，我在你的身邊。」的確，只有在她最後一次進手術室之前她才說過這樣一句：「我們要分別了。」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並沒有好好地幫助過她。她比我有才華，卻缺乏刻苦鑽研的精神。我很喜歡她翻譯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說。雖然譯文並不恰當，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風格，它們卻是有創造性的文學作品，閱讀它們對我是一種享受。她想改變自己的生活，不願做家庭婦女，卻又缺少吃苦耐勞的勇氣。她聽一個朋友的勸告，得到後來也是給「四人幫」迫害致死的葉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學》「義務勞動」，也做了一點點工作，然而在運動中卻受到批判，說她專門向老作家組稿，又說她是我派去的「坐探」。她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徑，要求參加「四清」運動，找人推薦到某銅廠的工作組工作，工作相當忙碌、緊張，她卻精神愉快。但是到我快要靠邊的時候，她也被叫回「作協分會」參加運動。她第一次參加這種疾風暴雨般的鬥爭，而且是以反動權威家屬的身份參加，她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她張皇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擔心，又為兒女的前途憂慮。她盼望什麼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們離開了她，「同事們」拿她當做箭靶，還有人想通過整她來整我。她不是「作協分會」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員，可是仍然被「勒令」靠邊勞動、站隊掛牌，放回家以後，又給揪到機關。過一個時期，她寫了認罪的檢查，第二次給放回家的時候，我們機關的造反派頭頭卻通知裡弄委員會罰她掃街。她怕人看見，每天大清早起來，拿著掃帚出門，掃得精疲力盡，才回到家裡，關上大門，吐了一口氣。但有時她還碰到上學去的小孩，對她叫罵「巴金的臭婆娘」。我偶爾看見她拿著掃帚回來，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負罪的心情，這是對她的一個致命的打擊。不到兩個月，她病倒了，以後就沒有再出去掃街（我妹妹繼續掃了一個時期），但是也沒有完全恢復健康。儘管她還繼續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並不曾看到我恢復自由。這就是她的最後，然而絕不是她的結局。她的結局將和我的結局連在一起。

我絕不悲觀。我要爭取多活。我要為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在我喪失工作能力的時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蕭珊翻譯的那幾本小說。等到我永遠閉上眼睛，就讓我的骨灰同她的攙和在一起。

一月十六日寫完

六、「毒草病」

我最近寫信給曹禺，信內有這樣的話：「希望你丟開那些雜事，多寫幾個戲，甚至寫一兩本小說（因為你說你想寫一本小說）。我記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寫信給托爾斯泰，求他不要丟開文學創作，希望他繼續寫小說。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爾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勸你多寫，多寫你自己多年來想寫的東西。你比我有才華，你是一個好的藝術家，我卻不是。你得少開會，少寫表態文章，多給後人留一點東西，把你心靈中的寶貝全交出來，貢獻給我們社會主義祖國。……」

我不想現在就談曹禺。我只說兩三句話，我讀了他最近完成的《王昭君》，想了許久，頭兩場寫得多麼好，多麼深。孫美人這個人物使我想起許多事情。還有他在抗戰勝利前不久寫過一個戲（《橋》），只寫了兩幕，後來他去美國「講學」就擱下了，回來後也沒有續寫。第二幕閉幕前煉鋼爐發生事故，工程師受傷，他寫得緊張，生動，我讀了一遍，至今還不能忘記，我希望他、我勸他把《橋》寫完。

我呢，自己吹噓也沒有用，我在三十年代就不得不承認我不是藝術家，今天我仍然說：「我沒有才華。」而且像某某人在批鬥我的大會上所說我寫的都是破爛貨，只有在解放後靠「文藝黑線」吹捧才出了名這一類的話，還可以作為參考。不過有一點得說明：事實證明所謂「文藝黑線」是「四人幫」編造的誣蔑不實之詞，「文藝黑線」根本不存在。我的《文集》也曾被稱為「邪書十四卷」。這不足為怪，因為在國民黨「執政」時期，我的作品就受到歧視，就是不「正」的東西。靠了讀者的保護，「破爛貨」居然「流傳」下來，甚至變成了《文集》。有人把它們當做「肉中刺，眼中釘」，也是理所當然。再說集子裡的確有許多不好的東西，但它們並不是毒草。我不止講過一次：我今後不會讓《文集》再版，重印七八種單行本我倒願意。不印的書是我自己認為寫得不好，藝術性不高，反映生活不完全真實，等等，等等。但它們也絕非毒草。

我一再提說「毒草」，好像我給毒蛇咬過看見繩子也害怕一樣。二十年來天天聽說「毒草」，幾乎到了談虎色變的程度。在「四害」橫行的時期，我寫了不少的思想匯報和檢查，也口口聲聲承認「邪書十四卷」全是「大毒草」。難道我們這裡真有這麼多的「毒草」嗎？我家屋前有一片草地，屋後種了一些花樹，二十年來我天天散步，在院子裡，在草地上找尋「毒草」。可是我只找到不少「中草藥」，一棵毒草也沒有！倘使我還不放心，朝擔憂，夜焦慮，一定要找出「毒草」，而又找不出來，那就只有把草地鋤掉，把院子改為垃圾堆，才可以高枕無憂。這些年來我有不少朋友死於「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也有一些人得了種種奇怪的恐怖病（各種不同的後遺病）。我擔心自己會成為「毒草病」的患者，這個病的病狀是因為害怕寫出毒草，拿起筆就全身發抖，寫不成一個字。

我不是藝術家，也沒有專門學過文學。即使因病擱筆也不是值得惋惜的事。

一月二十二日

七、「遵命文學」

我說我不是藝術家，並非謙虛，而且關於藝術我知道的實在很少。但有一件事情也是不可否認的：我寫了五十年的小說，雖然中間有十年被迫擱筆。無論如何，我總有一點點經驗吧。此外，我還翻看過幾本中外文學史，即使丟開書就完全忘記，總不能說腦子裡一點印象也沒有。

人們經常通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很少有人只是因為想做作家才拿起筆。我至今還是一個不懂文學的外行，但誰也沒有權說我寫的小說並不是小說，並不是文學作品。其實說了、罵了、否定了也沒有關係，稱它們為「破爛貨」、定它們為毒草也無關係，只要有人要讀，有讀者肯花錢買，它們就會存在下去。小說《三國演義》裡有諸葛亮罵死王朗的故事，好像人是罵得死的。可是據我所知（當然我的見聞有限），還不曾有人寫過什麼誰罵死作品的故事。我的作品出世以來挨的罵可謂多矣，尤其是在一九六六年以後，好像是因為我參加了亞非作家緊急會議，有人生怕我擠進亞非作家的行列，特地來個摘帽運動似的。「四人幫」不但給我摘掉了「作家」的帽子，還「砸爛」（這是「四人幫」的術語）了「作家協會」，燒燬了我的作品。他們要做今天的秦始皇。他們「火」、「棍」並舉，「燒」、「罵」齊來，可是我的作品始終不曾燒絕。我也居然活到現在。

我這樣說，毫無自滿的情緒。我的作品沒有給罵死，是因為讀者有自己的看法。讀者是我的作品的評判員。他們並不專看「長官」們的臉色。即使當時的「長官」們把我的小說「打」成「毒草」，把我本人「打」成「黑老Ｋ」，還有人偷偷地讀我的書。去年七月我收到一封日本讀者的信，開頭就是這樣的話：「一九七六年我轉託日本的朋友書店而買到香港南國出版社一九七○年所刊出的《巴金文集》，我花了兩年左右的時間，今年四月才看完了這全書，共十四冊。」（原文）一九七○年正是當時在上海管文教的「長官」徐某某橫行霸道無惡不作的時候，也是我在幹校勞動給揪出去到處批鬥的時候，香港還有人重印我的文集，這難道不是讀者們在向「長官意志」挑戰嗎？

我這樣說，也絕非出於驕傲。我是不敢向「長官意志」挑戰的。我的文集裡雖然沒有「遵命文學」【註一】一類的文字，可是我也寫過照別人的意思執筆的文章，例如《評〈不夜城〉》。那是一九六五年六月我第二次去越南採訪前葉以群同志組織我寫的，當時被約寫稿的人還有一位，材料由以群供給，我一再推辭，他有種種理由，我駁不倒，就答應了。後來，我又打電話去推辭，仍然推不掉，說是宣傳部的意思，當時的宣傳部部長正是張春橋。我隱隱約約地感覺到以群自己也有困難，似乎有些害怕。當時說好文章裡不提《不夜城》編劇人柯靈的名字。文章寫好交給以群，等不及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我就動身赴京做去河內的準備了。上飛機的前夕我還和蕭珊同去柯靈家，向他說明：我寫了批評《不夜城》的文章，但並未提編劇人的名字。此外，我什麼也沒有講，因為我相當狼狽，講不出道歉的話，可是心裡卻有歉意。三個多月後我從越南回來，知道我的文章早已發表，《不夜城》已經定為「大毒草」，張春橋也升了官，但是我仍然對柯靈感到歉意，而且不願意再看我那篇文章，因此它的標題我至今還說不清楚。同時我也暗中埋怨自己太老實，因為另一位被指定寫稿的朋友似乎交了白卷，這樣他反倒脫身了。

※※※

【註一】我這裡用的「遵命文學」和魯迅先生用的意思並不一樣。這裡「遵命」二字的解釋只是聽別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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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在我靠邊的時候，在批鬥會上，我因此受到批判，說我包庇柯靈，我自己也做過檢查。其實正相反，我很抱歉，因為我沒有替他辯護。更使我感到難過的是第二年八月初，葉以群同志自己遭受到林彪和「四人幫」的迫害含恨跳樓自盡，留下愛人和五個小孩。我連同他的遺體告別的機會也沒有！一直到這個月初他的冤案才得到昭雪，名譽才得到恢復。我在追悼會上讀了悼詞，想起他的不明不白的死亡，我痛惜我國文藝界失去這樣一位戰士，我失去這樣一位朋友，我在心裡說：絕不讓再發生這一類的事情。

在這個儀式上我見到了劉素明同志和她的五個孩子。孩子們都大了。把他們養育成人，的確不是容易的事，何況以群死後第二個月單位就停發了他的工資，做母親的每月只有幾十元的收入。這十三年十分艱苦的歲月是可以想像到的。這是一位英雄的母親。她在「四人幫」的迫害下，默默地堅持著，把五個受歧視的小孩培養成為我們祖國各條戰線需要的年輕戰士，這難道不是值得我們歌頌的嗎？

一月二十四日

八、「長官意志」

我不是藝術家，我只能說是文藝的愛好者。其實嚴格地說，我也不能算是作家，說我是寫家倒更恰當些。「寫家」這兩個字是老捨同志在重慶時經常使用的字眼，那個時候還沒有見過「作家」這個詞組。我們曾被稱為「小說家」。記得一九三三年上海《東方雜誌》徵文欄發表了老捨同志和我的書面意見，兩個人的名字上都加了「小說家」的頭銜。老捨同志不用「小說家」的稱呼而自稱「寫家」，只能說是他很謙虛。我稱自己為寫家，也有我的想法，一句話，我只是寫寫罷了。對於寫作之道和文學原理等等，我是說不清楚的。最近有幾位法國漢學家到我家裡做客，閒談起來，一位年輕的客人知道我就要著手寫一部長篇小說，他問我倘使寫成它將是一部什麼主義的作品。我回答說我寫小說連提綱也沒有，從來沒有想過我要寫什麼主義的作品，我只想反映我熟悉的生活，傾吐我真摯的感情。至於我的小說屬於什麼主義：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批判的現實主義？或者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應當由讀者和評論家來講話。作為「寫家」，我講不出什麼。但作為讀者，我還是有發言權，對自己的作品也好，對別人的作品也好。因此對寫作的事情，對具體的作品，我還是有自己的意見。我並不敢說自己的看法正確，但有時候我也要發表自己的意見，即使它們和評論家甚至「長官」的高見不同，我也會保留自己的看法。

前兩年有一兩位過去在《上海文學》或《收穫》做過編輯的朋友對我說，張春橋在上海「做官」的時候，對他們罵過我。我又想起在批鬥我的會上有人「揭發」刊物編輯用了我的稿子受到張春橋的責備。當時張春橋是被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是「好人」，他罵了我就說明我是「反動派」，是「壞人」。在「四人幫」及其爪牙的心目中，文藝也好，作家也好，都應當是他們的馴服工具。他們隨便胡說什麼，都有人吹捧，而且要人們照辦。我記得一九七五年徐某某忽然心血來潮，說出版社的首要任務是「出人」。出版社不出書，卻出人，那麼學校幹什麼呢？可是徐某某是「長官」，大家都要學習他的「新的提法」。本來是胡說，一下子就變成了「發展」。「三突出」、「三陪襯」等等的「三字經」不也是這一類的胡說嗎？想想看，一個從事創作的人發明了種種的創作方法來限制自己，等於在自己的周圍安置了種種障礙，除了使自己「行路難」之外，還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呢？又如張春橋過去大吹「寫十三年」【註一】的「高見」，北京有人剛剛表示懷疑，他就大發脾氣。他在上海的時候，你要反對「大寫十三年」，那可不得了。其實誰也知道這種「高見」並不高明，也無非使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而已。我還記得還有一位主張「寫十三年」的「長官」，有人請他看話劇，他問，「是不是寫十三年的？寫十三年的，我就去看。」不幸那齣戲偏偏比十三年多兩三個月。他一本正經地說：「不是寫十三年的，我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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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十三年指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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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是笑話。上面一段對話是我親耳聽見的。雖然請看戲的人和被請看戲的人都已離開人世，但那位只看「寫十三年」的人因為是「長官」，人死了，餘威猶在，還可以嚇唬一些人。的確有一些人習慣了把「長官意志」當做自己的意志，認為這樣，既保險，又省事。所以張春橋和姚文元會成為「大理論家」，而在上海主管文教多年的徐某某也能冒充「革命權威」。當然這有許多原因，張、姚二人五十年代就是上海的兩根大棒。難道這和「既保險、又省事」的人生哲學就沒有一點關係嗎？

我最近翻了一下中國文學史，那麼多的光輝的名字！卻沒有一首好詩或者一篇好文章是根據「長官意志」寫成的。我又翻了一下俄羅斯文學史，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出現了多少好作家和好作品，試問哪一部是按照「長官」的意志寫的？我家裡的確有按照「長官意志」寫成的小說，而且不止一部，都是在「四人幫」橫行時期出版的，而且是用「三結合」的創作方法寫出來的。所謂「三結合」，說清楚一點，就是一個人「出生活」，一個人「出技巧」，一個人「出思想」。聽起來好像我在說夢話，但這卻是事實。一九七五年十月在一個小型座談會上，我聽見上海唯一的出版社的「第一把手」說過今後要大大推廣這個方法。最後他還訓了我幾句。他早就認識我，第一次當官有了一點架子，後來靠了邊，和我同台挨批鬥，偶爾見了面又客氣了，第二次「上台」就翻臉不認人。他掌握了出版社的大權，的確大大地推廣了「三結合」的創作方法。那個時期他們如法炮製了不少的作品，任意把「四人幫」的私貨強加給作者。反正你要出書，就得聽我的話。於是到處都是「走資派」，「大寫走資派」成風。作者原來沒有寫，也替他硬塞進去，而且寫進去的「走資派」的級別越來越高。我說句笑話，倘使「四人幫」再多鬧兩年，那位「第一把手」恐怕只好在《封神演義》裡去找「走資派」了。更可笑的是有些作品寫了大、小「走資派」以後來不及出版，「四人幫」就給趕下了政治舞台。「走資派」出不來了，怎麼辦？腦子靈敏的人會想辦法，便揪出「四人幫」來代替，真是「戲法人人會變」。於是我們的「文壇」上又出現了一種由「反走資派」變為「反四人幫」的作品。這樣一來吹捧「四人幫」的人又變成了「反四人幫」的英雄。「長官」點了頭，還有什麼問題呢？即使讀者不買賬，單單把書向全國大小圖書館書架上一放，數目也很可觀了。可能還有人想：這是古今中外文學史上的了不起的「創舉」呢！

讓我這個不懂文學的「寫家」再說幾句：為什麼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現了文藝活躍的局面，魯迅、郭沫若、茅盾同志的許多作品相繼問世，而在「四害」橫行的時期，文藝園中卻只有「一花」獨放、一片空白，絕大多數作家、藝術家或則擱筆改行，或則給摧殘到死呢？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一月二十五日

九、文學的作用

現在我直截了當地談點有關文學的事情。我講的只是我個人的看法。

我常常這樣想：文學有宣傳的作用，但宣傳不能代替文學；文學有教育的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學。文學作品能產生潛移默化、塑造靈魂的效果，當然也會做出腐蝕心靈的壞事，但這二者都離不開讀者的生活經歷和他們所受的教育。經歷、環境、教育等等都是讀者身上、心上的積累，它們能抵抗作品的影響，也能充當開門揖「盜」的內應。讀者對每一本書都是「各取所需」。塑造靈魂也好，腐蝕心靈也好，都不是一本書就辦得到的。只有日積月累、不斷接觸，才能在不知不覺間受到影響，發生變化。

我從小就愛讀小說，第一部是《說岳全傳》，接下去讀的是《施公案》，後來是《彭公案》。《彭公案》我只讀了半部，像《楊香武三盜九龍杯》之類的故事當時十分吸引我，可是我只借到半部，後面的找不到了。我記得兩三年中間幾次夢見我借到全本《彭公案》，高興得不得了，正要翻看，就醒了。照有些人說，我一定會大中其毒，做了封建社會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了。十多年前人們批鬥我的時候的確這樣說過，但那是「童言無忌」。倘使我一生就只讀這一部書，而且反覆地讀，可能大中其毒。「不幸」我有見書就讀的毛病，而且習慣了為消遣而讀各種各樣的書，各種人物、各種思想在我的腦子裡打架，大家放毒、彼此消毒。我既然活到七十五歲，不曾中毒死去，那麼今天也不妨吹一吹牛說：我身上有了防毒性、抗毒性，用不著躲在溫室裡度餘年了。

我正是讀多了小說才開始寫小說的。我的小說不像《說岳全傳》或者《彭公案》，只是因為我讀得最多的還是外國小說。一九二七年四月的夜晚我在巴黎拉丁區一家公寓的五層樓上開始寫《滅亡》的一些章節。我說過：「我有感情必須發洩，有愛憎必須傾吐，否則我這顆年輕的心就會枯死。所以我拿起筆，在一個練習本上寫下一些東西來發洩我的感情、傾吐我的愛憎。每天晚上我感到寂寞時，就攤開練習本，一面聽巴黎聖母院的鐘聲，一面揮筆，一直寫到我覺得腦筋遲鈍，才上床睡去。」

那麼「我的感情」和「我的愛憎」又是從哪裡來的呢？不用說，它們都是從我的生活裡來的，從我的見聞裡來的。生活的確是藝術創作的源泉，而且是唯一的源泉。古今中外任何一個嚴肅的作家都是從這唯一的源泉裡吸取養料，找尋材料的。文學作品是作者對生活理解的反映。儘管作者對生活的理解和分析有對有錯，但是離開了生活總不會有好作品。作家經常把自己的親身見聞寫進作品裡面，不一定每個人物都是他自己，但也不能說作品裡就沒有作者自己。法國作家福樓拜說愛瑪．包瓦利（今通譯包法利。編者注）是他自己；郭老說蔡文姬是他。這種說法是值得深思的。《激流》裡也有我自己，有時在覺慧身上，有時在覺民身上，有時在劍雲身上，或者其他的人身上。去年或前年有一位朋友要我談談對《紅樓夢》的看法。他是紅學家，我卻什麼也不是，談不出來，我只給他寫了兩三句話寄去。我沒有留底稿，不過大意我可能不曾忘記。我說：「《紅樓夢》雖然不是作者的自傳，但總有自傳的成分。倘使曹雪芹不是生活在這樣的家庭裡，接觸過小說中的那些人物，他怎麼寫得出這樣的小說？他到哪裡去體驗生活，怎樣深入生活？」

說到深入生活，我又想起了一些事情。我缺乏寫自己所不熟悉的生活的本領。解放後我想歌頌新的時代，寫新人新事，我想熟悉新的生活，自己也作了一些努力。但是努力不夠，經常浮在面上，也談不到熟悉，就像蜻蜓點水一樣，不能深入，因此也寫不出多少作品，更談不上好作品了。前年暑假前復旦大學中文系，有一些外國留學生找我去參加座談會，有人就問我：「為什麼不寫你自己熟悉的生活？」我回答：「問題就在於我想寫新的人。」結果由於自己不能充分做到「深入」與「熟悉」，雖然有真摯的感情，也只能寫些短短的散文。我現在準備寫的長篇就是關於十多年來像我這樣的知識分子的遭遇。我熟悉這種生活，用不著再去「深人」。我只從側面寫，用不著出去調查研究。

去年五月下旬我在一個會上的發言中說過：「創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這句話並不是我的「創作」，這是好些人的意見。作家下去生活，是極其尋常的事。不過去什麼地方，就不簡單了。我建議讓作家自己去選擇生活基地。一個地方不適當，可以換一個。據我看倘使基地不適合本人，再「待」多少年，也寫不出什麼來。替作家指定和安排去什麼地方，這種做法不一定妥當。至於根據題材的需要而要求創作人員去這裡那裡，這也值得慎重考慮。

話說回來，文學著作並不等於宣傳品。文學著作也並不是像「四人幫」炮製的那種朝生暮死的東西。幾百年、千把年以前的作品我們有的是。我們這一代也得有雄心壯志，讓我們自己的作品一代一代地流傳下去。

一月二十七日

十、把心交給讀者

前兩天黃裳來訪，問起我的《隨想錄》，他似乎擔心我會中途擱筆。我把寫好的兩節給他看；我還說：「我要繼續寫下去。我把它當做我的遺囑寫。」他聽到「遺囑」二字，覺得不大吉利，以為我有什麼悲觀思想或者什麼古怪的打算，連忙帶笑安慰我說：「不會的，不會的。」看得出他有點感傷，我便向他解釋：我還要爭取寫到八十，爭取寫出不是一本，而是幾本《隨想錄》。我要把我的真實的思想，還有我心裡的話，遺留給我的讀者。我寫了五十多年，我的確寫過不少不好的書，但也寫了一些值得一讀或半讀的作品吧，它們能夠存在下去，應當感謝讀者們的寬容。我回顧五十年來所走過的路，今天我對讀者仍然充滿感激之情。

可以說，我和讀者已經有了五十多年的交情。倘使關於我的寫作或者文學方面的事情，我有什麼最後的話要講，那就是對讀者講的。早講遲講都是一樣，那麼還是早講吧。

我的第一篇小說（中篇或長篇小說《滅亡》）發表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小說月報》上，從一月號起共連載四期。小說的單行本在這年年底出版。我什麼時候開始接到讀者來信？我現在答不出來。我記得一九三一年我寫過短篇小說《光明》，描寫一個青年作家經常接到讀者來信，因無法解答讀者的問題而感到苦惱。小說裡有這樣一段話：

「桌上那一堆信函默默地躺在那裡，它們苦惱地望著他，每一封信都有一段悲痛的故事要告訴他。」

這難道不就是我自己的苦惱？那個年輕的小說家不就是我？

一九三五年八月我從日本回來，在上海為文化生活出版社編輯了幾種叢書，這以後讀者的來信又多起來了。這兩三年中間我幾乎對每一封信都做了答覆。有幾位讀者一直同我保持聯繫，成為我的老友。我的愛人也是我的一位早期的讀者。她讀了我的小說對我發生了興趣，我同她見面多了對她有了感情。我們認識好幾年才結婚，一生不曾爭吵過一次。我在一九三六、三七年中間寫過不少答覆讀者的公開信，有一封信就是寫給她的。這些信後來給編成了一本叫做《短簡》的小書。

那個時候，我光身一個，生活簡單，身體好，時間多，寫得不少，也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回答讀者寄來的每一封信。後來，特別是解放以後，我的事情多起來，而且經常外出，只好委託蕭珊代為處理讀者的來信和來稿。我雖然深感抱歉，但也無可奈何。

我說抱歉，也並非假意。我想起一件事情。那是在一九四○年年尾，我從重慶到江安，在曹禺家住了一個星期左右。曹禺在戲劇專科學校教書。江安是一個安靜的小城，外面有什麼人來，住在哪裡，一下子大家都知道了。我剛剛住了兩天，就接到中學校一部分學生送來的信，請我去講話。我寫了一封回信寄去，說我不善於講話，而且也不知道講什麼好，因此我不到學校去了。不過我感謝他們對我的信任，我曾經常想到他們，青年是中國的希望，他們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我說，像我這樣一個小說家算得了什麼，如果我的作品不能給他們帶來溫暖，不能支持他們前進。我說，我沒有資格做他們的老師，我卻很願意做他們的朋友，在他們面前我實在沒有什麼可以驕傲的地方。當他們在舊社會的荊棘叢中，泥濘路上步履艱難的時候，倘使我的作品能夠做一根枴杖或一根竹竿給他們用來加一點力，那我就很滿意了。信的原文我記不準確了，但大意是不會錯的。

信送了出去，聽說學生們把信張貼了出來。不到兩三天，省裡的督學下來視察，在那個學校裡看到我的信，他說：「什麼『青年是中國的希望』！什麼『你們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什麼『在你們面前我沒有可以驕傲的地方』！這是瞎捧，是誘惑青年，把它給我撕掉！」信給撕掉了，不過也就到此為止，很可能他回到省城還打過小報告，但是並沒有製造出大冤案。因此我活了下來，多寫了二十多年的文章，當然已經扣除了徐某某禁止我寫作的十年。【註一】

※※※

【註一】徐某某可能表示「抗議」說：「我上面還有『長官』，我按照他們的指示辦事。我也只是講講話，罵罵人。執行的是別人，是我下面的那些人。他們按照我的心思辦事。」總之，這一夥人中間的任何一個都是四十年代的督學所望塵莫及的。

※※※

話又說回來，我在信裡表達的是我的真實的感情。我的確是把讀者的期望當做對我的鞭策。如果不是想對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貢獻一點力量，如果不是想對和我同時代的人表示一點友好的感情，如果不是想盡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所應盡的一份責任，我為什麼要寫作？但願望是一回事，認識又是一回事；實踐是一回事，效果又是一回事。絕不能由我自己一個人說了算。離開了讀者，我能夠做什麼呢？我怎麼知道我做對了或者做錯了呢？我的作品是不是和讀者的期望符合呢？是不是對我們社會的進步有貢獻呢？只有讀者才有發言權。我自己也必須尊重他們的意見。倘使我的作品對讀者起了毒害的作用，讀者就會把它們扔進垃圾箱，我自己也只好停止寫作。所以我想說，沒有讀者，就不會有我的今天。我也想說，讀者的信就是我的養料。當然我指的不是個別的讀者，是讀者的大多數。而且我也不是說我聽從讀者的每一句話，回答每一封信。我只是想說，我常常根據讀者的來信檢查自己寫作的效果，檢查自己作品的作用。我常常這樣地檢查，也常常這樣地責備自己，我過去的寫作生活常常是充滿痛苦的。

解放前，尤其是抗戰以前，讀者來信談的總是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個人的苦悶以及為這個前途獻身的願望或決心。沒有能給他們具體的回答，我常常感到痛苦。我只能這樣地鼓勵他們：舊的要滅亡，新的要壯大；舊社會要完蛋，新社會要到來；光明要把黑暗驅逐乾淨。在回信裡我並沒有給他們指出明確的路。但是和我的某些小說不同，在信裡我至少指出了方向，並不含糊的方向。對讀者我是不會使用花言巧語的。我寫給江安中學學生的那封信常常在我的回憶中出現。我至今還想起我在三十年代中會見的那些年輕讀者的面貌，那麼善良的表情，那麼激動的聲音，那麼懇切的言辭！我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見過不少這樣的讀者，我同他們交談起來，就好像看到了他們的火熱的心。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在小說《春》的序言裡說：「我常常想念那無數純潔的年輕的心靈，以後我也不能把他們忘記……」我當時是流著眼淚寫這句話的。序言裡接下去的一句是「我不配做他們的朋友」，這說明我多麼願意做他們的朋友啊！我後來在江安給中學生寫回信時，在我心中激盪的也是這種感情。我是把心交給了讀者的。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很少有人寫信問我什麼是寫作的秘訣。從五十年代起提出這個問題的讀者就多起來了。我答不出來，因為我不知道。但現在我可以回答了：把心交給讀者。我最初拿起筆，是這樣的想法，今天在五十二年之後我還是這樣想。我不是為了做作家才拿起筆寫小說的。

我一九二七年春天開始在巴黎寫小說，我住在拉丁區，我的住處離先賢祠（國葬院）不遠，先賢祠旁邊那一段路非常清靜。我經常走過先賢祠門前，那裡有兩座銅像：盧騷（梭）和伏爾泰。在這兩個法國啟蒙時期的思想家，這兩個偉大的作家中，我對「夢想消滅不平等和壓迫」的「日內瓦公民」的印象較深，我走過像前常常對著銅像申訴我這個異鄉人的寂寞和痛苦；對伏爾泰我所知較少，但是他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為西爾文的冤案、為拉．巴爾的冤案、為拉裡—托倫達爾的冤案奮鬥，終於平反了冤獄，使慘死者恢復名譽，倖存者免於刑戮，像這樣維護真理、維護正義的行為我是知道的，我是欽佩的。還有兩位偉大的作家葬在先賢祠內，他們是雨果和左拉。左拉為德萊斐斯上尉的冤案鬥爭，冒著生命危險替受害人辯護，終於推倒誣陷不實的判決，讓人間地獄中的含冤者重見光明。

這是我當年從法國作家那裡受到的教育。雖然我「學而不用」，但是今天回想起來，我還不能不感激老師，在「四害」橫行的時候，我沒有出賣靈魂，還是靠著我過去受到的教育，這教育來自生活，來自朋友，來自書本，也來自老師，還有來自讀者。至於法國作家給我的「教育」是不是「干預生活」呢？「作家干預生活」曾經被批判為右派言論，有少數人因此二十年抬不起頭。我不曾提倡過「作家干預生活」，因為那一陣子我還沒有時間考慮。但是我給關進「牛棚」以後，看見有些熟人在大字報上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我朝夕盼望有一兩位作家出來「干預生活」，替我雪冤。我在夢裡好像見到了伏爾泰和左拉，但夢醒以後更加感到空虛，明知伏爾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上海，他們也只好在「牛棚」裡搖頭嘆氣。這樣說，原來我也是主張「干預生活」的。

左拉死後改葬在先賢祠，我看主要原因還是在於他對平反德萊斐斯冤獄的貢獻，人們說他「挽救了法蘭西的榮譽」。至今不見有人把他從先賢祠裡搬出來。那麼法國讀者也是贊成作家「干預生活」的了。

最後我還得在這裡說明一件事情，否則我就成了「兩面派」了。

這一年多來，特別是近四五個月來，讀者的來信越來越多，好像從各條渠道流進一個蓄水池，在我手邊匯總。對這麼一大堆信，我看也來不及看。我要搞翻譯，要寫文章，要寫長篇，又要整理舊作，還要為一些人辦一些事情，還有社會活動，還有外事工作，還要讀書看報。總之，雜事多，工作不少。我是「單幹戶」，無法找人幫忙，反正只有幾年時間，對付過去就行了。何況記憶力衰退，讀者來信看後一放就忘，有時找起來就很困難。因此對來信能回答的不多。並非我對讀者的態度有所改變，只是人衰老，心有餘而力不足。倘使健康情況能有好轉，我也願意多為讀者做些事情。但是目前我只有向讀者們表示歉意。不過有一點讀者們可以相信，你們永遠在我的想念中。我無時無刻不祝願我的廣大讀者有著更加美好、更加廣闊的前途，我要為這個前途獻出我最後的力量。

可能以後還會有讀者來信問起寫作的秘訣，以為我藏有萬能鑰匙。其實我已經在前面交了底。倘使真有所謂秘訣的話，那也只是這樣的一句：把心交給讀者。

二月三日

十一、一顆桃核的喜劇

《家》的法譯本序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後，有個朋友寫信問我，在按語中提到的沙俄皇位繼承人吃剩的是怎麼一回事。我現在來談一下。

首先讓我從《往事與隨想》中摘錄三段話來說明這件事情：

「在一個小城裡還舉行了招待會，皇位繼承人（皇太子）只吃了一個桃子，他把桃核扔在窗台上。官員中間有一個喝飽了酒的高個子馬上走出來，這是縣陪審官，一個出名的浪子。他從容地走到窗前，拿起桃核放進衣袋裡去。

「招待會之後，陪審官走到一位有名的太太面前，把殿下親口咬過的桃核送給她，太太很高興地收下了。然後他又到另一位太太那裡，又到第三位太太那裡——她們都十分歡喜。

「陪審官買了五個桃子，取出了桃核，使得六位太太都非常滿意。哪一位太太拿到的桃核是真的？每一位都以為她那顆桃核是皇位繼承人留下來的……」

在「四害」橫行的日子裡，這種「喜劇」是經常上演的。不過「皇位繼承人」給換上了「中央首長」，或者是林彪，或者是江青，甚至別人，桃核給換上了別的水果，或者其他的東西如草帽之類。當時的確有許多人把肉麻當有趣，甚至舉行儀式表示慶祝和效忠。這種醜態已經超過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沙俄外省小城太太們的表演了。我們在某一兩部影片中還可以看到它的遺跡。除了這種「恩賜」之外，十多年來流行過的那一整套，今天看起來，都十分可笑，例如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剪忠字花、敲鑼打鼓半夜遊行等等、等等。

這些東西是從哪裡一下子跳出來的？我當時實在想不通。但是後來明白了：它們都是從舊貨店裡給找出來的。我們有的是封建社會的破爛貨，非常豐富！五四時期這個舊貨店給沖了一下，可是不久就給保護起來了。蔣介石後來又把它當做寶庫。林彪和「四人幫」更把它看做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四人幫」打起「左」的大旗，大吹批孔，其實他們道道地地在販賣舊貨。無怪乎林彪整天念他的「政變經」，江青整夜做呂後和武則天的夢。「四人幫」居然混了十年，而且越混越厲害，在國際上混到了個「激進派」的稱號。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想起來既可悲又痛心。

我常常這樣想：我們不能單怪林彪，單怪「四人幫」，我們也得責備自己！我們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貨色，林彪和「四人幫」販賣它們才會生意興隆。不然，怎麼隨便一紙「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不然怎麼在某一個時期我們會一天幾次高聲「敬祝」林彪和江青「身體永遠健康」呢？

在抗戰的八年中我常說自己「身經百炸」，沒有給炸死是僥倖。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常說自己「身經百斗」，沒有「含恨而死」，也是幸運。幾乎在每次批鬥之後，都有人來找我，或者談話或者要我寫思想匯報，總之他們要我認罪，承認批鬥我就是挽救我。我當然照辦，因為頭一兩次我的確相信別人所說，後來我看出批鬥我的人是在演戲，我也照樣對付他們。在那種場合中我常常想起我小孩時期的見聞。我六七歲時候，我父親在四川廣元縣當縣官，我常常「參觀」他審案。我一聽見有人叫喊「大老爺坐堂！……」我就找個機會溜到二堂上去看。被告不肯講就挨打。「打小板子」是用細的竹板打光屁股。兩個差役拿著小板子左右兩邊打，「一五一十」地數著。打完了，還要把挨打的人拖起來給「大老爺」叩頭，或者自己說或者由差役代說「給大老爺謝恩」。

我當時和今天都是這樣看法：那些在批鬥會上演戲的人，他們撈演的不過是「差役」一類的角色，雖然當時裝得威風凜凜彷彿大老爺的樣子。不能怪他們，他們的戲箱裡就只有封建社會的衣服和道具。

封建毒素並不是林彪和「四人幫」帶來的，也不曾讓他們完全帶走。我們絕不能帶著封建流毒進入四個現代化的社會。我四十八年前寫了小說《家》。我後來自我批評說，我反封建反得不徹底。但是那些認為「反封建」已經過時的人，難道就反得徹底嗎？

沒有辦法，今天我們還必須大反封建。

二月十二日

十二、關於麗尼同志

半年前我寫過一篇創作回憶錄《關於〈春天裡的秋天〉》，談了一些郭的事情。其實關於郭可談的事不少，我雖然同他相知不深，可是我的腦子裡至今還保留著這個善良人的形象。他的才能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我常常這樣想。倘使他有充足的時間，倘使他能夠關起門來寫作，他一定會給我們留下不少的好作品。我在這裡用了「關起門來寫作」這個詞組，並沒有特殊的意義，我只是想說不受到干擾。而在郭，這就是生活上的干擾，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後，上海的小家庭給打掉了，他為了一家人的生活，東奔西跑，最後到國民黨政府機關裡工作，混一口飯吃。朋友分散了，刊物停了，沒有人向他約稿逼稿，他寫好文章也不知道該寄到哪裡去換稿費。我同他失去聯繫大約一年的光景，忽然在桂林的街頭遇見了他。我是從廣州「逃難」到桂林的。他跟著機關從湖南某地遷往四川，經過這裡，暫時住在旅館裡面。我們交談了幾句，聽見警報聲，就匆匆地分別了。當時我準備在桂林復刊《文叢》，向他拉稿，他答應把身邊寫好的稿子給我。第二天早晨他到東郊福隆街我住的地方來找我，把一篇散文放在桌上。他說，還有好幾篇文章，打算校改後全交給我。他還說，他翻譯了契訶夫的幾個劇本，譯稿都帶來了。我們正談得高興，警報的汽笛聲又響了起來。我們一起從後門出去躲避。

我們這次到了月牙山。在山上廟裡看見敵機向城內投彈，看見大股上升的塵土，看見火光。郭擔心他的行李，他估計他住的旅館就在中彈的地區。警報剛解除，他急匆匆下山去。我後來進了城去找他。但是路給攔住了，走不過去。這次大概是這座古城第二次遭到大轟炸，街上亂糟糟的。

下午我進城去找郭。我到了他住的那個旅館，眼前只有一大堆還在冒煙的瓦礫。他也來了。他想在瓦礫堆裡找尋他的東西。有兩三個老媽媽和中年人也在挖掘什麼。他看見我，搖搖頭說：「燒光了。」我問他：「怎麼辦？」他笑了笑，說：「今天就走，都準備好了。我來看一下。」他的笑中帶了點苦味。我問：「稿子呢？」我感到留戀，又感到茫然。他說：「反正現在沒有用，沒有人要，燒了也就算了。」我心裡難過，知道他也不好過。我還記得一九三三年年尾到一九三四年年初我帶著他的散文到北平，終於把它介紹給靳以在《文學季刊》裡發表了一組，後來又介紹給上海的黃源在《文學》月刊裡發表了另一組，然後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個散文集《黃昏之獻》，我不僅是叢書的主編，我還是這本集子的校對人。我這樣做，只是因為我喜歡他的散文，我甚至想說他的散文中有值得我學習的地方。在《黃昏之獻》以後，我還編印了他的兩本散文集《鷹之歌》和《白夜》。我準備著編輯他的第四本散文集子。「燒了也就算了」，短短的一句話，彷彿迎頭給我一瓢冷水。但是我搖了搖頭，我說：「不要緊，你再寫。你寫了給我寄來。」

這一天他離開了桂林。我回到福隆街的老式屋子裡，攤開他給我送來的手稿，我讀著：

「……我記得，在一次夜行車上，我曾經一手摟著發熱的孩子，用另一隻手在一個小小的本子上，握著短短的鉛筆，興奮而又慚愧地，藉著月光，寫下了幾個大字：

「『江南，美麗的土地，我們的！』……」

我幾乎要叫出聲來。他寫得多好啊！我記得就在我來桂林之前在廣州市一個碼頭，雇小艇轉到我們租賃的木船，小艇沿著河面緩緩地流去，岸上的景物開始變為模糊，我用留戀的眼光看那些熟悉的街道和熟悉的房屋，我不敢想像敵軍進城以後它們的「命運」，我不停地在心裡說：「廣州，美麗的土地，我們的！」那個時候我多麼愛這個我們就要失去的美麗的城市！那個時候我才懂得它是多麼美麗，多麼牽繫著我的心。

短短的一句話裡包含著多麼深、多麼豐富的感情。在抗戰的年代裡我不知道多少次反覆說著這一句話，我常常含著眼淚，但是我心裡燃起了烈火。甚至就在那些時候我也相信我們美麗的土地是敵人奪不走的。

一九四七年八月我從台北坐車去基隆，在那裡搭船回上海。小車飛馳著，南國的芳香使我陶醉，一切是那麼明亮，那麼茂盛！我上了船，望著美麗的海港漸漸退去、朋友們的揮動的手終於消失的時候，我立在甲板上，身子靠著欄杆，搖著手，低聲說：「台灣，美麗的土地，我們的！」

我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寫的一篇慶祝上海解放十週年的文章裡，還用了這樣一個題目：《上海，美麗的土地，我們的！》。今天單單念著這個題目，我就十分激動。我在文章的開頭寫著：

「一九三八年一個初冬的夜晚，在桂林郊外的一間平屋裡，一位朋友交給我他一篇散文的原稿，我激動地讀著那個題目：《上海，美麗的土地，我們的！》……」

這裡寫的是「初冬的夜晚」，和我在前面寫的「第二天早晨」相矛盾，現在記起來，應當是「早晨」。而且我最近借到了《文叢》第二卷合訂本，重讀了我提到的那篇散文，它的題目原來是《江南的記憶》。我把這篇散文發表在《文叢》第二卷五六期合刊上，我當時在桂林就只編印了這一冊刊物。至於《文叢》第二卷第四期還是在廣州排好的，刊物來不及付印，廣州就受到敵軍的圍攻，我帶著紙型逃到桂林。刊物的主編靳以早去了四川，大部分稿子，還是他留下來的。

我在桂林印出兩期《文叢》，後來經過金華、溫州回到上海，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的朋友看到新的刊物，就在上海租界裡重新排印出版了合訂本，印數僅一千冊，送了十多本給我。一九四○年七月我離開上海經海防去昆明的前幾天，忽然聽說日軍要進租界搜查，我一天得到幾次在報館工作的朋友們的電話。從下午起我燃起火爐，燒信燒書，一直燒到深夜，剩下的七八本《文叢》合訂本全燒了。倘使借不到這本書，我今天還弄不清楚那篇散文的題目。

以後我在重慶、在上海還看見郭。他重新翻譯了契訶夫的劇本。可是他始終擺脫不了國民黨政府機關裡的工作，為了他一家人的生活，他默默地拖下去，混下去。全國解放後，他起初在武漢，後來在北京工作。我在北京見過他多次，他講話很少，只是默默地微笑著，偶爾講兩句有關翻譯工作的話，很少談起散文。他重新翻譯了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前夜》和《貴族之家》，他還校改了陸蠡翻譯的小說《羅亭》。

我等待他的第四本散文集，白白地等了多年。《江南的記憶》以後他似乎再也沒有寫過散文了。他為什麼沉默呢？為什麼不爭取一個機會寫出他心裡的感情，他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熱愛新社會的感情呢？可能是過去那一段時期的生活像一個包袱沉甸甸地壓在他的肩上，他感到舉步艱難。他從事電影藝術書刊的翻譯。他響應號召去廣州擔任華僑學生的教師，一九六八年他在「勞動改造」中突然倒在地上，心臟停止了跳動。十年以後一九七八年，廣州暨南大學開追悼會，宣佈了對他的歷史的審查結論，給他恢復了名譽。

在我靠邊的期間有人從廣州來「外調」郭的事情，我所知有限，他不曾做過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談起來，他只是一個心地善良的老好人，一個清清白白、尋尋常常的人。但是他的默默的死亡對我們的文學事業也是一個損失。倘使他能留下一本、兩本新的散文，那有多好啊！

「江南，美麗的土地，我們的！」這樣響亮的聲音，這樣深厚的感情！我永遠忘記不了《江南的記憶》的作者。

郭的名字是安仁。他發表文章，用了一個奇怪的筆名：麗尼。這是他幼小時候一個女友的名字，這個外國女孩早早地死去了，為了紀念她，他寫了《月季花之獻》、《失去》等散文，還把她的名字的譯音作為自己的筆名。……

我在前面提到的那個主張翻印《文叢》第二卷合訂本的友人是雨田，她幾個月後就離開上海，後來到了福建永安，同黎烈文結了婚。抗戰勝利後他們夫婦去了台灣。一九四七年我去台灣旅行曾到台北他們家做客，當時烈文在台灣大學教書。三年前我聽說烈文病故，家境蕭條，友人建議為他們的子女教育費用募款，雨田拒絕接收。去年我在北京見到在報館工作的朋友，他證實了這個消息，說雨田表現得很堅強。分別二十二年，我非常惦記她。台灣回歸祖國，我相信這絕不是夢想。我一定會看到它成為現實。只要有機會我願意再到台灣旅行。一九四七年因為大雨沖壞了公路，我沒有能去風景如畫的日月潭，至今感到遺憾。倘使能再一次踏上美麗的南國寶島，這將是我晚年莫大的幸福。

二月九日

十三、三次畫像

不久前畫家俞雲階來看我，高興地告訴我，他的問題解決了。我也替他高興。我知道他說的「解決」不是指十一年中冤案的平反，不是指知識分子政策的落實，這些應當早解決了，他的公民的權利，也早已恢復了。他講的是，給劃為「右派分子」的錯案現在得到了徹底的改正，是非終於弄清了。他摔掉了壓在頭頂上整整二十二年的磐石，可以昂起頭來左顧右盼，他當然感到輕鬆。他愉快地談他的計劃，他打算做不少的工作。我覺得他還有雄心壯志，他是一個一直往前看的人。

送走了這位畫家以後，我還在想他的事情。去年九月香港《文匯報》的《百花週刊》上發表了畫家的一篇短文《三次為巴金畫像》。他講的是事實，我和他之間的友誼是跟畫像分不開的。

我本來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有一天當時中國美術家協會上海分會的負責人賴少其同志對我說，要介紹一位畫家來給我畫像，我們約好了時間，到期俞雲階同志就來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人似乎很老實，講話不多，沒有派頭或架子，有一種藝術家的氣質。我記得就在我樓下的客廳裡，他花了四個半天吧，我坐在椅子上打瞌睡，一點不覺得麻煩。油畫完成了，他簽了名送給我，我感謝他，把畫掛在我的工作室的牆壁上。說實話，我並不喜歡這幅畫像，但這不能怪畫家，我自己拿著書在打瞌睡嘛。對畫家本人，我倒有好感。

這是一九五五年十月的事。以後我似乎就沒有再看見畫家了，也不曾去找過他。反正運動一個接一個，不管你是什麼家都得給捲了進去，誰還有時間去找不怎麼相熟的人聊天呢！反右鬥爭過後，我才聽說俞雲階同志給戴上了右派帽子。我當時就覺得奇怪，他倒像一個不問政治的書獃子，怎麼會向黨猖狂進攻呢？然而那個時候連我也不願意做上鉤的「魚」，對俞雲階同志的事情只好不聞不問，甚至忘記了他。日子就這樣過去了。

但是那幅油畫像還掛在我的工作室裡，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我靠了邊、等待造反派來抄家的時候，我才把它取下，沒有讓造反派看見，因此它也給保存下來了。前年（一九七七）五月二十三日我出席上海文藝界的座談會，在友誼電影院門口遇見畫家，我高興地同他握手，告訴他：「你二十二年前給我畫的像，現在還在我家裡，好好的一點也沒有損壞！」這的確不是一件尋常的事。這十一年裡我認識的人中間，哪一家不曾給造反派或紅衛兵抄家幾次？有關文化的東西哪一樣在「浩劫」中得到保全？我燒燬了我保存了四十年的我大哥的一百多封書信和保存了三十五年的我大哥絕命書的抄本（這是我請我九妹代燒的），但是我竟然保全了這幅「反動權威」的「反動」畫像，連我自己也感到意外！

我老了。畫家也變了，他似乎胖了些，矮了些，也更像藝術家了。他親切地微笑道：「我再給你畫一次，好不好？」

座談會結束以後，畫家有一天到我家來做客，談起畫像的事，他說：「上次給你畫像，我還年輕，現在比較成熟了些，你也經受了這一次的考驗，讓我再給你畫一幅像，作個紀念。」我同意了。他又說：「在你這裡干擾多，還是請你到我家裡去，只要花半天時間就行了。」他還說：「你還是穿這件藍布上衣，連鬍子也不要刮。」

我按照約定的時間到他的家。的確是一位油畫家的畫室。滿屋子都是他的畫，還有一些陳設，佈置得使人感到舒適。我只坐了一個半小時，他的畫完成了。那天是六月四日，他說：「就寫五．二三吧。」過了一個星期畫家夫婦把油畫像給我送來了，我們把這幅新畫掛在我那間封閉了十年、兩個月前才開鎖的工作室的牆壁上。畫家看了看畫，還加上一句解釋：「你這是在五．二三座談會上控訴『四人幫』的罪行。」我覺得他說得好。

這幅畫像在我家裡已經掛了將近兩年，朋友們看見它，都說不像，說是臉長了些，人瘦了些。可是我喜歡它。我覺得它表現了我當時的精神狀態，我在控訴，我憤怒。我就是這樣。

但畫家似乎有不同的看法，過了幾個月他又來向我建議，要給我再畫一幅肖像，要把我「真實的熾烈的心情寫進畫面」【註一】，要畫出一個煥發青春的老作家來。他的好意和熱情使我感動，我不便推辭，就答應了。其實我對一般人所謂「煥發了革命的青春」另有自己的看法。從去年四月七日起他帶著畫稿到我家裡來。正如他自己所說，在我的工作室裡「足足耗上了六個半天」。他相當緊張，真是付出了辛勤的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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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見俞雲階：《三次為巴金畫像》（香港《文匯報》《百花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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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畫完成了，送到華東肖像畫展覽會去了。我向他道賀，可是我仍然說，我更喜歡那幅油畫頭像。我祝賀他成功地畫出了他的精神狀態，表現了他的「愉快」，他的「勤奮」，他的「對我們這個時代的信心」。他畫的不一定就是我，更多的應當是他自己。我不過是畫家的題材，在畫面上活動的是畫家的雄心壯志，畫家對我們這個時代、對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深厚感情。站在這幅畫前面，我感到精神振奮。畫家更成熟了，更勤奮了，對自己的藝術創作更有信心了。

兩年來我常常聽見人談起「煥發了革命的青春」，有時指我，更多的時候是指別人。拿我來說，我考慮了幾個月，我得到一個結論：我不是「煥發了青春」，也不是「老當益壯」。我只能說，自己還有相當旺盛的生命力，「四害」橫行的時期，我的生命力並未減弱、衰退，只是我不能工作，不得不在別的方面消耗它。那個時期，「四人幫」及其餘黨千方百計不要我多活，我卻想盡方法要讓自己活下去。在這場我要活與不要我活的鬥爭中，沒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不行的。「四人幫」給粉碎以後，我的生命力可以轉移到別的方面，我可以從事正常的工作和寫作，我當然要毫無保留地使出我全身的力量，何況我現在面對著一個嚴酷的事實：我正在走向衰老和死亡。把想做的事都做好，把想寫的作品全寫出來，使自己可以安心地閉上眼睛，這是我最後的願望。因此今天鼓舞我奮勇前進的不僅是當前的大好形勢，還有那至今仍在出血的我身上的內傷。老實說，我不笑的時候比笑的時候更多。

那天雲階同志走了以後，我關上大門，在院子裡散步，還在想他的事情。我忽然想起王若望同志的一句話：「他生活困難到了不名一文的地步。」【註二】這是講雲階同志那一段時期的生活的。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看來，他真堅強。兩年來同他的接觸中我一直沒有感覺到一九五七年給他投下的陰影，我始終把第三次肖像畫上的笑容看做他自己衷心愉快的歡笑。現在一句話說出了畫家二十二年中間悲慘的遭遇和所受到的種種歧視。「右派分子！」「摘帽右派！」將來不會再有什麼「改正了的錯劃右派」這頂帽子吧。那麼這樣一位有才華的藝術家所身受的種種不公平的待遇也應當從此結束了。

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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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引自王若望：《畫外音》（上海《解放日報》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一日）。

十四、「五四」運動六十週年

詩人田間來信：「『五．四』六十週年快到，《河北文藝》希望有您一篇短文，題目由您自己決定……」

讀到這封信我才想起今年是「五四」運動的六十週年。六十年前的事情彷彿還在眼前，那個時候我還是十五歲的孩子。一瞬眼，我就是七十五歲的「老朽」了。六十年，應該有多大的變化啊！可是今天我仍然像在六十年前那樣懷著強烈的感情反對封建專制的流毒，反對各種形式的包辦婚姻，希望看到社會主義民主的實現。六十年前多少青年高舉著兩面大旗：科學與民主，喊著口號前進。我如饑似渴地搶購各種新文化運動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處寫信要求人給我指一條明確的出路，只要能推翻舊的，建設新的，就是赴湯蹈火，我也甘願。和我同時代的許多青年都是這樣，雖然我們後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們是「五四」運動的產兒，是被「五四」運動的年輕英雄們所喚醒、所教育的一代人。他們的英雄事跡撥開了我們緊閉著的眼睛，讓我們看見了新的天地。可以說，他們挽救了我們。

不管怎樣，歷史總是篡改不了的。我得為我們那一代青年說一句公道話。不論他們出身如何，我們那一代青年所追求的是整個國家、民族的出路，不是個人的出路。在「四害」橫行最黑暗的日子裡，我之所以不感覺到灰心絕望，是因為我回顧了自己六七十年間走過的道路，個人的功過是非看得清楚，不僅我自己講過什麼、做過什麼，我不曾完全忘記，連別人講過什麼、做過什麼，我也大致記得。「四人幫」要把我一筆勾銷，給我下種種結論，我自己也寫了不少徹底否定自己的「思想匯報」和「檢查」。有一個時期我的確相信別人所宣傳的一切，我的確否定自己，準備從頭做起，認真改造，「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後來發覺自己受了騙，別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短時間的空虛。這是最大的幻滅。這個時期我本來可以走上自殺的道路，但是我的愛人蕭珊在我的身邊，她的深厚的感情牽繫著我的心。而且我還有各種要活下去的理由。不久我的頭腦又冷靜下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別人。即使受到「游鬥」，受到大會批判，我還能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那些發言的人。漸漸地我的頭腦清醒了。文化大革命使我受到極其深刻的教育。

文化大革命的十一年是一個非常的時期，鬥爭十分尖銳、複雜，而且殘酷，人人都給捲了進去，每個人都經受了考驗，什麼事都給推上了頂峰，讓人看得一清二楚。人人都給逼上了這樣一條路：不得不用自己的腦筋思考，不能靠販賣別人下的「結論」和從別處搬來的「警句」過日子。今天我回頭看十一年中間自己的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實在可笑，實在幼稚，實在愚蠢。但當時卻不是這樣看法。今天有人喜歡表示自己一貫正確，三十年，甚至六十年都是一貫正確。我不大相信。我因為自己受了騙，出了醜，倒反而敢於挺起胸來「獨立思考」，講一點心裡的老實話。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大的收穫，「四人幫」之流販賣的那批「左」的貨色全部展覽出來，它們的確是封建專制的破爛貨，除了商標，哪裡有一點點革命的氣味！林彪、「四人幫」以及什麼「這個人」、「那個人」用封建專制主義的全面復辟來反對並不曾出現的「資本主義社會」，他們把種種「出土文物」喬裝打扮硬要人相信這是社會主義。他們為了推行他們所謂的「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不知殺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今天我帶著無法治好的內傷迎接「五四」運動的六十週年，我慶幸自己逃過了那位來不及登殿的「女皇」的刀斧。但是回顧背後血跡斑斑的道路，想起十一年來一個接一個倒下去的朋友、同志和陌生人，我用什麼來安慰死者、鼓勵生者呢？說實話，我們這一代人並沒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務，也沒有完成實現民主的任務。一直到今天，我和人們接觸，談話，也看不出多少科學的精神，人們習慣了講大話、講空話、講廢話，只要長官點頭，一切都沒有問題。

難道真的就沒有問題嗎？我手邊還有不少年輕讀者的來信，控訴包辦婚姻的罪惡，十一年中有多少年輕的生命在不合理的安排下憔悴地死去。今天還應當大反封建，今天還應當高舉社會主義民主和科學的大旗前進。上一代沒有完成的任務下一代一定能夠完成。我說過，現在是「四五」運動英雄們的時代，在這一代青年英雄的身上寄託著我們的希望。過去沒有解決的問題將由他們來解決。四個現代化的宏圖也將由他們努力來實現。我們要愛護他們。願他們吸取過去的教訓，願他們不要再走我們走過的彎路，願他們取得徹底的勝利！……

我在《河北文藝》上發表文章，這將是第二次。前一次是在一九六一年，當時刊物的名字是《河北文學》。那一次是遠千里同志來信約稿。當時我在黃山度夏，寫了一個短篇《飛吧，英雄的小嘎嘶！》，給他寄去。

我在一九六○年第三次全國文代會上認識了遠千里同志。大會閉幕以後我全家去北戴河小住，幾次見到遠千里同志，就相熟了。有一次我十歲的兒子暈車，不巧吐了他一身，我們非常抱歉，可是他沒有露出半點厭煩的樣子。離開北戴河，我還在北京一個旅館的飯廳裡遇見他一次。我們在一起開會，他身體不大好，講話不多。以後他寄給我一本他的詩集《三唱集》。十幾年沒有同他通信，也不知道他的近況。去年五六月在北京出席文聯全會擴大會議，我也沒有見到他。後來在《人民文學》九月號上讀到孫犁同志的《遠的懷念》，才知道他「終於輕擲了自己的生命」。今年二月十七日他的「平反昭雪追悼會」在石家莊舉行，他的骨灰有了適當的安放地方。他「無負於國家民族，無負於人民大眾」【註一】，可以毫無遺憾地閉上了眼睛。但是這樣「一個美好的、真誠的、善良的靈魂」【註二】是任何反動勢力所摧毀不了的，他要永遠徘徊在人間。

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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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二】均引自《遠的懷念》。

十五、小人、大人、長官

有一個時期，在我們的小孩中間養成了一種習慣：看電影，看戲，或者聽人講故事，只要出來一個人，孩子就要問：好人？壞人？得到了回答，他們就放心了。反正好人做好事，壞人做壞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樣就用不著他們操心了。

當時我們這些所謂大人常常笑孩子們「頭腦太簡單」，認為自己很知道「天下事本來太複雜」。其實不見得，「大人」簡單化起來，也會只是在「好人」、「壞人」這兩個稱呼上面轉來轉去。因此林彪談「好人打壞人」、「壞人打好人」那一套，就很有市場。明明是胡說八道，卻有人把它們當做「指示」。不知道是真相信，還是假相信，甚至是不相信，更可能是沒有考慮過真假和信與不信，總之長官說了就算數，用不著自己動腦筋。張春橋、姚文元說：「巴金是壞人」，他當然就是壞人。有一個時期，好幾年吧，我就是壞人。大家都把我當做壞人，不但全上海，甚至全國都把我當做壞人。只有我的愛人有時候還說我不是壞人，有一回我看見她給一個朋友的孩子寫信說：「我不相信李伯伯是壞人。」熟人中也有人不把我當壞人看，但他們自己也給當做壞人關進「牛棚」了。我記得蕭珊對我講過一個笑話：朋友的兒子問他媽媽怎麼壞人都是老頭子，因為他媽媽帶孩子到機關來，看到我們這些作家受批鬥或者站在草地上「示眾」，自報罪行，我們或則滿頭白髮，或則頭髮花白，或則禿頭，在孩子的眼裡都是老朽。這個笑話蕭珊當時是帶著痛苦的表情講出來的。為什麼我們一下子都變了壞人呢？就拿我來說，我還是選出來的這個作家協會分會的主席呢！說穿了，理由也很簡單：

小孩相信大人，大人相信長官。長官當然正確。

多少年來就是這樣。長官說你是壞人，你敢說你不是壞人？

對長官的信仰由來已久。多少人把希望寄託在包青天的身上，創造出種種離奇的傳說。還有人把希望寄託在海青天的身上，結果吳?和周信芳都「含恨而亡」。一九六一年底或一九六二年初我在海南島海口市也曾訪過海瑞墓，幸而我沒有寫文章發議論，不然我早就跟吳、周兩位一起走了，輪不到我在這裡饒舌。

說實話，對包青天、海青天我都暗暗欽佩。不過我始終有個疑問：青天一個人就能解決問題？我常常想：倘使我自己不爭氣，是個扶不起的阿斗，事事都靠包青天、海青天，一個青天，兩個青天，能解決多少問題呢？即使真有那麼一個「青天」，他要是沒有一批實幹、苦幹的得力幹部，要是沒有真心支持他的廣大群眾，單單靠一個好人、一番好意，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相信好人也罷，相信長官也罷，二者其實是一樣。總之，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人，甚至交給某一個兩個人，自己一點也不動腦筋，只是相信別人，那太危險了。碰巧這一兩個人是林彪、江青之類，那就更糟了。好人做好事，不錯；好人做錯事，怎麼辦？至於壞人呢？壞人做起壞事來，不只是一件、兩件啊！

一九七○年或者七一年我在文化系統的五．七幹校裡參加過一個批判會。挨鬥的是兩個音樂界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一個人的反革命罪行是，他用越劇的曲調歌頌江青。據說江青反對越劇，認為越劇的曲調是「靡靡之音」，這個人用江青反對的曲調歌頌江青，就是侮辱江青，就是「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理由實在古怪，滑稽，但事實確是這樣。在這次批判會上並不見江青出席講話，也沒有人代唸她的「書面發言」。講話的還是在幹校裡常見的那些人，他們今天可能還活躍。這是可以理解的，誰能說自己一貫正確呢？既然我們相信長官，長官把我們帶到哪裡，我們就只好跟到哪裡。長官是江青，就跟著江青跑，長官是林彪，就「誓死保衛」，甚至跳忠字舞，剪忠字花。難道這是一場大夢嗎？

現在總算醒過來了。這十多年並不是白白過去的。經過這樣的鍛煉和考驗之後，我們大概比較成熟了吧，我們不再是小孩了。總得多動腦筋，多思考吧。

三月二十八日

十六、再訪巴黎

一個半月沒有記下我的「隨想」，只是因為我參加中國作家代表團到法國去訪問了將近三個星期。在巴黎我遇見不少人，他們要我談印象，談觀感。時間太短了，走馬看花，匆匆一瞥，實在談不出什麼。朋友們說，你五十多年前在巴黎住過幾個月，拿過去同現在比較，你覺得變化大不大。我不好推脫，便信口回答：「巴黎比以前更大了，更繁華了，更美麗了。」這種說法當然「不夠全面」。不過我的確喜歡巴黎的那些名勝古跡，那些出色的塑像和紀念碑。它們似乎都保存了下來。偏偏五十多年前有一個時期我朝夕瞻仰的盧騷（梭）的銅像不見了，現在換上了另一座石像。是同樣的盧騷（梭），但在我眼前像座上的並不是我所熟悉的那個拿著書和草帽的「日內瓦公民」，而是一位書不離手的哲人，他給包圍在數不清的汽車的中間。這裡成了停車場，我通過並排停放的汽車的空隙，走到像前。我想起五十二年前，多少個下著小雨的黃昏，我站在這裡，向「夢想消滅壓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傾吐我這樣一個外國青年的寂寞痛苦。我從《懺悔錄》的作者這裡得到了安慰，學到了說真話。五十年中間我常常記起他，談論他，現在我來到像前，表達我的謝意。可是當時我見慣的銅像已經給德國納粹黨徒毀掉了，石像還是戰後由法國人民重新塑立的。法國朋友在等候我，我也不能像五十二年前那樣佇立了。先賢祠前面的景象變了，巴黎變了，我也變了。我來到這裡，不再感到寂寞、痛苦了。

我在像前只立了片刻。難道我就心滿意足，再沒有追求了嗎？不，不！我回到旅館，大清早人靜的時候，我想得很多。我老是在想四十六年前問過自己的那句話：「我的生命要到什麼時候才開花？」這個問題使我苦惱，我可以利用的時間就只有五六年了。逝去的每一小時都是追不回來的。在我的腦子裡已經成形的作品，不能讓它成為泡影，我必須在這一段時間裡寫出它們。否則我怎樣向讀者交代？我怎樣向下一代人交代？

一連三個大清早我都在想這個問題，結束訪問的日期越近，我越是無法擺脫它。在國際筆會法國分會的招待會上我說過，這次來法訪問我個人還有一個打算：向法國老師表示感謝，因為愛真理、愛正義、愛祖國、愛人民、愛生活、愛人間美好的事物，這就是我從法國老師那裡受到的教育。我在《隨想錄》第十篇中也說過類似的話。就在我瞻仰盧騷（梭）石像的第二天中午，巴黎第三大學中文系師生為我們代表團舉行歡迎會，有兩位法國同學分別用中國話和法國話朗誦了我的文章，就是《隨想錄》第十篇裡講到我在巴黎開始寫小說的那一大段。法國同學當著我的面朗誦，可能有點緊張，但是他們的態度十分友好，而且每一句話我都聽得懂。沒有想到在巴黎也有《隨想錄》的讀者！我聽著。我十分激動。我明白了。這是對我的警告，也是對我的要求。第一次從法國回來，我寫了五十年（不過得扣除被「四人幫」奪去的十年），寫了十幾部中長篇小說；第二次從法國回來，怎麼辦？至少也得寫上五年……十年，也得寫出兩三部中長篇小說啊！

在巴黎的最後一個清晨，在羅曼．羅蘭和海明威住過的拉丁區巴黎地納爾旅館的七層樓上，我打開通陽台的落地窗門，涼涼的空氣迎面撲來，我用留戀的眼光看巴黎的天空，時間過得這麼快！我就要走了。但是我不會空著手回去。我好像還有無窮無盡的精力。我比在五十年前更有信心。我有這樣多的朋友，我有這樣多的讀者。我拿什麼來報答他們？

我想起了四十六年前的一句話：

「就讓我做一塊木柴吧。我願意把自己燒得粉身碎骨給人間添一點點溫暖。」（見《旅途隨筆》）

我一刻也不停止我的筆，它點燃火燒我自己，到了我成為灰燼的時候，我的愛我的感情也不會在人間消失。

五月二十二日

十七、．利斯特先生

前天看完《往事與隨想》中譯本第一部的校樣，我又寫了一篇後記（《後記二》），現在摘錄在下面：

「……五月我在巴黎兩次會見赫爾岑的外曾孫，在巴斯德學院工作的諾艾爾．利斯特博士和他的夫人，……第二次他還介紹我認識他的兄弟萊翁納爾。

「我重訪巴黎的時候，腦子裡並沒有諾．利斯特這個人。可是他在報上看見我到達巴黎的消息，就主動地跟我聯繫，到旅館來看我。他第一次看見我，彷彿看見親人一樣。我也有一見如故的感覺。我們談得融洽，主要談赫爾岑的事情。他送了我一些有關的資料和書籍。……他又介紹《往事與隨想》的法譯者達利雅．奧立維葉同我見面，並且讓她帶來她的法譯本前兩冊。他知道我去尼斯掃赫爾岑墓，便打電話通知他的親戚安．昂孚大夫在公墓等待我，要他向我說明赫爾岑夫婦葬在尼斯的一些情況。

「在我返國的前一天中午，我有別的活動，剛剛走出旅館，諾．利斯特先生在後面追了上來，交給我一封信和赫爾岑的彩色畫像的照片。像是赫爾岑的大女兒娜達麗繪的，現在在他的家裡。他特地為我把畫像拍攝下來。信上還說，畫像的黑白照片取到後就直接寄往上海，我可以在中譯本裡採用……

「我和這位和善的老人分別不過三個星期，他的親切的笑容還在我的眼前，我剛剛根據他給我的資料校改了《往事與隨想》中譯本第一部的校樣，我每看完一章抬起頭來，好像這位老人就在旁邊偏著頭對我微笑，甚至在涼風吹進窗來的深夜，我也感覺到他的微笑帶給我的暖意。我感謝他的深情厚誼。……

「《往事與隨想》中譯本第一部出版了。這只是一件巨大工作的五分之一，要做完全部工作，還需要付出更辛勤的勞動。我有困難，但是我有決心，也有信心。敬愛的遠方的朋友，您的微笑永遠是對我的工作的鼓勵。我常常想起您的幫助，我絕不放下我的筆。讓我再一次緊緊地握著您的手。」

我同諾．利斯特夫婦見面還有一次，那是在十一日下午我國駐法大使館為我們代表團舉行的告別招待會上。他們來得不早，見到我顯得很親熱，我也是這樣，好像他們是我五十一年前在巴黎認識的舊友。的確，我一九二八年第一次買到《往事與隨想》，開始接觸赫爾岑的心靈。今天正是我和他們同樣熱愛的赫爾岑的著作、同樣珍貴的赫爾岑的紀念把我們緊密地聯結在一起。談起赫爾岑一家的事情，我們好像打開了自來水的龍頭，讓我們談一天一晚也談不完。他送了一本書給我：《浪漫的亡命者》。我早熟悉書裡的那些故事。在我們中國人看來，可能都是「家醜」吧。那麼還是把它們掩蓋起來，瞞住大家，另外編造一些假話，把丑當美，騙人騙己，終於不能自圓其說，這不就是我們的一貫做法：家醜不可外揚？法國人畢竟比我們坦白、直爽。諾．利斯特先生在書的扉頁上就寫著：「這本書對我的先人講了太不恭敬而且刻薄的話，但是書中有很多《回憶錄》所沒有的資料。」我收下了他的贈書，不過我說我已經讀過它。那些故事並不損害赫爾岑的名譽，倒反而幫助我們瞭解一個偉大人物的複雜性格、他的不幸遭遇和家庭悲劇。它們在他的著作裡留下很深的痕跡，這是掩蓋不了的。

我在尼斯待了兩天。天氣好，風景好。天藍，海藍。前兩天在巴黎還飛過「五月雪」。公墓在小山上。我還記得赫爾岑自己的話：「我們把她葬在突出在海裡的山坡上。……這周圍也是一座花園。」十八年後他也給埋在這裡。又過了兩年，「他的家裡人、他的朋友和他的崇拜者」在墓前豎起一座銅像。這銅像對我並不陌生，我不止一次地看見它的照片。這個偉大的亡命者穿著大衣凝望著藍藍的地中海，他在思索。他在想什麼呢？……

我埋下頭抄錄墓石上的文字：他的母親路易莎．哈格和他的幼子柯立亞乘船遇難淹死在海裡；他的夫人娜塔裡雅患結核症逝世；他的十七歲女兒麗莎自殺死去；他的一對三歲的雙生兒女患白喉死亡。他就只活了五十八歲！但是苦難並不能把一個人白白毀掉。他留下三十卷文集。他留下許多至今還是像火一樣燃燒的文章。它們在今天還鼓舞著人們前進。

六月二日

十八、在尼斯

在法國十八天，我不知握了多少只友好地伸過來的手。我對法國朋友說：「我們掉進了友誼的海洋裡面」，這不是「外交辭令」，我是帶著真摯的感情講話的。法國友人關心中國人民的鬥爭，願意瞭解中國，勤奮地學習漢語，研究現代中國文學。法國讀者關心我的小說中人物的命運，談起來他們對那些人物好像十分熟悉。

在尼斯有一位法國太太拿了法譯本的《寒夜》來找我，說是她喜歡這本書，要我為她簽名，還要我在扉頁上寫一句話。我本來想寫「希望這本小說不要給您帶來太多的痛苦」。可是寫了出來，「太多的」三個字沒有了。作為作者，我不希望給讀者帶來痛苦。這種心願是在幾十年的創作實踐中逐漸培養起來的。五十二年前我在巴黎開始拿筆的時候，我的想法並不是這樣。但是作品一發表，就像一根帶子把我同讀者連接起來了。從此我就時時想到了讀者。我總是希望作品對讀者有所幫助，而自己又覺得它們對讀者並無實際的益處。因此產生了矛盾，產生了痛苦。三十年代我常常叫嚷擱筆，說在白紙上寫黑字是浪費生命，而同時我卻拚命寫作，好像有人在後面拿鞭子抽打我。我不是弄虛作假，裝腔作勢，在我的內心正在進行一次長期的鬥爭。兩股力量在拉我，我這樣經過了五十年，始終沒有能離開藝術。今天快走到生命盡頭的時候，我還下決心爭取時間進行創作。我當時利用藝術發洩我的愛憎，以後一直擺脫不了藝術。現在我才知道藝術的力量。過去我不瞭解藝術，也不瞭解自己，難道我就瞭解讀者嗎？

我常說我的作品給人們帶來痛苦，談到《寒夜》，我稱它為「悲觀絕望的書」。在一九七七年發表的《一封信》和《第二次的解放》裡，我還為最後那一句「夜的確太冷了」感到遺憾。女主人公孤零零地消失在淒清的寒夜裡，那種人去樓空的惆悵感覺一直折磨著我，在那難忘的十年中間，我害怕人提起我的小說，特別害怕人提到《寒夜》。沒有想到去年我無意間在舊版日譯本《寒夜》的書帶上，看到一句話：「這是一本燃燒著希望的書。」原來讀者也有各人的看法，並不能由作者一個人說了算。難道我真的就只給讀者帶來痛苦嗎？現在連我自己也懷疑起來了。

在尼斯，法中友好協會分會為我們代表團舉行了一次招待會，同時也歡迎從瑞士到尼斯來會晤我們的韓素音女士。招待會就在我住的那一家的客廳和飯廳裡舉行，不少的人參加了招待會，他們大都是本地法中友協的成員和積極分子，會上酒菜點心相當豐盛，客人們談笑，親切自然。兩位年輕太太或者姑娘過來跟我談《寒夜》和《憩園》裡的兩個女主人公。她們說，她們瞭解她們，一點也不陌生。我說，我寫的是舊中國，舊中國的事情不容易理解。她們說：「我們理解，心是一樣的。她們是好人啊。」這時又有一位女讀者參加進來。我就帶笑說，女讀者找我談話，我不緊張，因為我在小說裡很少把婦女寫成壞人。後來在巴黎的確有人向我提過這個問題。我回答：在舊中國婦女在經濟上不能獨立，總是受壓迫，受欺負，受剝削，受利用，因此我很同情她們。在這之前我還參加過一次同讀者見面的會，我雖然高高地坐在台上，實際卻有點像中學生接受考試，幸而讀者們十分友好，沒有出難題，一個半小時就順利地過去了。我列舉這幾件事，為了說明一個問題：讀者們不是一塊鐵板，他們有各人的看法，他們是「各取所需」。我已經談過這個問題，以後有機會我還要談到它。

那個晚上的招待會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法國人的晚宴常常繼續到午夜甚至更遲，因為我年紀大了，女主人允許我早退。尼斯友協分會的主席是一位退休的老太太，她的丈夫也是分會的成員和骨幹。這一家的女主人是已故華僑醫生的法國夫人，有三子一女，只有一個還在大學唸書的小兒子講漢語，書寫漢文。這裡是一所相當漂亮的別墅，房內還有各種古玩陳設。我們一行四人住在這裡，另外還有三位住在車夫人未來媳婦的家中。她們對我們非常周到，好像在招待遠方來的親戚。招待會的菜點都是車夫人和女兒、媳婦準備的。我們出去參觀訪問都是車夫人自己開車。兩天以後我們代表團從尼斯坐火車去馬賽，友協分會負責人和車夫人一家送客人到車站。我們在車廂裡看見車夫人頻頻揩眼睛，我的女兒也落了眼淚。

我在法國的訪問還是一次在讀者中間的旅行。我的作品引著我走了這麼遠的路。我常常說：「讀者們接受我的作品就是我的最大的榮譽。」我也曾把「讀者們的期待當做對我的鞭策」。到處我都聽見一個友好的聲音：「寫吧。」「我要寫，我要寫。」沒有把我想的和應當寫的東西寫出來，我對讀者欠了一筆債。不償清債務，我不會安靜地閉上眼睛。對於真誠、深厚的友誼，我一定要有所報答。

在尼斯車夫人家那間窗明几淨、寬敞的房間（她的小兒子把自己的住房讓了給我）裡，或者在巴黎我接待過《新觀察家》記者（他寫了那篇《會晤巴金》）的「豪華的」旅館裡，我常常早晨七點前後站在窗前望著外面院子裡盛開的野蘭花或者窗下微雨打濕了的街道，窗內外都是那麼安靜，我站了好一會。回國的日子越近，我越是想念我的祖國和人民，我深深感覺到我和他們的血肉相連的關係。為什麼法國讀者的友誼這樣吸引我？法國人民的深厚情誼使我這樣感動呢？我想到的也是我的祖國和人民。他們是我的養料，也是我寫作的源泉。握著每一隻伸過來的朋友的手，我感覺到祖國和人民就在我的近旁，我高興的是我要把這樣的友誼帶回給他們。一九二七年我第一次到巴黎，有一個目的就是追求友誼。五十二年後重訪法國，我滿載而歸。我不會白白地接受這珍貴的友誼，我要讓它開花結果。……

矛盾解決了。我要永遠捏著我的筆。寫了幾十年，我並沒有浪費我的生命。我為什麼還要離開藝術、擺脫藝術呢？離開了友誼和藝術，我的生命是不會開花的。

六月十七日

十九、重來馬賽

前幾天收到法國朋友從馬賽寄來的照片。我一遍一遍地看它們，又想起了馬賽。這一次我在馬賽只住了一天。但是我找到了一九二八年住過的美景旅館。我在短篇小說《馬賽的夜》裡寫過：「我住的地方是小旅館內五層樓上一個小房間。」就只有這麼一句。但是在《談自己的創作》卻講得多一些，我這樣說：「有時在清晨，有時太陽剛剛落下去，我站在窗前看馬賽的海景；有時我晚飯後回到旅館之前，在海濱散步。」在我的另一個短篇《不幸的人》裡，敘述故事的人在旅館中眺望日落、描繪廣場上窮音樂師拉小提琴的情景，就是根據我自己的實感寫的。印象漸漸地模糊了。可是腦子裡總有一個空曠的廣場和一片藍藍的海水。

五十一年後我又來到了這個地方。我找到了海濱的旅館，還是一位同行的朋友先發現的。我站在旅館門前，望著這個非現代化的建築物，我漸漸地回到了過去的日子。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八日起我在馬賽住了十二天。海員罷工，輪船無法開出，我只好一天一天地等待著。在窗前看落日，在海濱閒步，在我是一種享受。此外我還做過兩件事：讀左拉的小說，或者參觀大大小小的電影院，這是我在《馬賽的夜》裡也講過的。我在法國至少學會兩件事情：在巴黎和沙多—吉里我學會寫小說；在馬賽我學會看電影。我還記得我住在沙多—吉里中學裡的時候，我的房間在中學食堂的樓上，有時晚上學校為學生們在食堂放映電影，住在我隔壁的中國同學約我下去觀看，我總是藉故推辭，讓他一個人去。不知什麼緣故，我那時對電影毫無興趣。在馬賽我只有那個新認識的朋友，他也姓李，還在唸書，是巴黎一位朋友給我介紹的，因為是四川同鄉，不到一天的工夫我們就相熟了。他約我去電影院，很快我就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我回到國內，也常看電影。看了好的影片，我想得很多，常常心潮澎湃，無法安靜下來，於是拿起筆寫作，有時甚至寫到天明。今天，我還在寫作，也常常看電影，這兩件事在我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收到的照片中有一張是我和遠近七隻灰鴿在一起拍攝的。依舊有安閒的鴿子，依舊有藍藍的海水，可是大片的水面給私人的遊艇佔據了，過去窮音樂師在那裡拉小提琴的廣場也不見了，一切都顯得擁擠，行人也不少。美景旅館似乎還是五十一年前那個樣子，我在門前站了一會，腦子活動起來了。我想起當時我怎樣從這小門進出，怎樣從五層樓的窗口望海濱廣場，我有一個印象：旅館兩旁的樓房大概是後來修建的，彷彿把它壓得透不過氣來。這樣的記憶不見得可靠，人老了，記憶也混亂了。只是當時我沒有這個印象，所以我這樣說。這天下午我去參觀古希臘修道院舊址的時候，法國朋友送了我一本《古馬賽圖》。書中共收一百五十二幅繪畫，從十五世紀到十九世紀前半葉，當然看不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馬賽。因此在海濱散步的時候，我常常想，我要是當時照個相那多好。那位姓李的朋友的聲音我還不曾忘記，可是他的面貌早已煙消雲散了。

重來馬賽，我並不感到寂寞，我們代表團一行五人，還有同行的中國朋友、法國朋友和當地法中友協的主人。我們毫無拘束地在海濱閒步、談笑。微風帶來一陣一陣的魚腥味：我們走過了魚市，看見家庭主婦在攤上買各種各樣的鮮魚。我們買票搭船去伊夫堡，再從那裡回到海濱時，魚差不多銷售一空，一個上午過去了。

去伊夫堡，在我們這些中國客人都是第一次。五十一年前我在馬賽住了十二天，聽那位姓李的朋友講過伊夫堡的事，它在我的腦子裡只是一個可怕的陰影，一個囚禁犯人的古堡。回國以後才知道這裡關過米拉波，才知道大仲馬寫《基度山伯爵》的時候，為他的英雄挑選了這樣一個監牢，他當時經常同助手到這個地方來做實地調查。我去伊夫堡，不僅是為了看過去的人間地獄，而且我還想坐小船在海上航行，哪怕只有幾分鐘，幾十分鐘也好！

我達到了這個目的。海風迎面吹來，藍色海水開出了白花，船身在搖晃，我也在搖晃。看見平靜的海面起了浪，看見船駛向古堡，我感到興奮，感到痛快。我不暈船，我愛海，我更喜歡看見海的咆哮。海使我明白許多事情。

我走進了古堡，到了過去囚禁政治犯的地方，看到一間一間的囚室，看到一個一個人的名字。每個給帶進來的人大概都會想到但丁的一句詩：

Lasciate ogni speranza，voi ch entrate．（你們進來的人，丟開一切的希望吧。）

我站在底層的囚室裡，也想到但丁的那句詩，那是寫在地獄入口的大門上的。我掉頭四顧，那麼厚的牆，那麼高的小窗，那麼陰冷的囚房，又在孤零零的海上小島上！進來的人還會活著出去麼？「鐵假面」（居然真有「鐵假面」，我還以為是大仲馬寫小說時創造的人物！）的結果不知道怎樣。米拉波伯爵居然回到人間了。我似夢非夢地在囚房裡站了一會，我有一種奇怪的想法：比起我、我們所經歷的一切，這裡又算得了什麼呢？法國人不把它封閉，卻對外國客人開放，無非作為歷史教訓，免得悲劇重演。巴士底獄沒有給保留下來，只是由於民憤太大，革命群眾當場搗毀了它。我們的古人也懂得「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天卻有人反覆地在我們耳邊說：「忘記，忘記！」為什麼不吸取過去的教訓？難道我們還沒有吃夠「健忘」的虧？……

走出古堡，我重新見到陽光，一陣潮濕的海風使我感到呼吸自由。開船的時刻還沒有到，我坐在一塊大石上，法國友人給我拍了照。在這塊大石的一側有人寫了「祖國萬歲！」幾個紅色的法國字。望著藍藍的海水，我也想起了我的祖國。……

馬賽的法國朋友對我們親切、熱情。小儒先生從尼斯開汽車趕回來同他父親一起到火車站迎接我們，還有當地法中友協的瑞羅先生和加士東夫人。他們為我們在一所現代化的旅館裡預訂了房間。我們在馬賽過了一個非常安靜的夜晚，睡得特別好。的確是現代化的旅館，我們住進以後，還得研究怎樣開關房門。同行的朋友按照巴黎的規矩，晚上把皮鞋放在房門外，第二天早晨才發現沒有人擦皮鞋，擦皮鞋的機器就在近旁。只有在飯廳裡才看得見服務員。我們是在同機器（不是同人）打交道。因此在機場跟好客的法國主人告了別，走上了飛機，我還在想一個問題：不搞人的思想現代化只搞物質現代化，行不行？得不到回答，我感到苦惱。但是飛機到達里昂了。

七月六日

二十、里昂

現在繼續談友誼。

里昂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從那裡帶走的是另一種回憶。

我第一次來到里昂。我在日記裡這樣寫著：「七點半到達里昂（機場）。來接的人不少，還獻了花。某夫人帶著她兩個女兒開車把我送到沙瓦旅館。」某夫人是當地友協的一位成員，她的兩個「女兒」中一個叫克勒爾，另一個叫杜偉鳳，是來了不久的中國留學生，寄宿在夫人的家裡，夫人把她當親閨女看待，叫她做「女兒」。杜偉鳳不過十八九歲，同夫人母女相處得很好。某夫人送我們到旅館，同我們照了相，又把我們接到一家中國菜館萬福樓去。我原以為只是「共進晚餐」，沒有想到飯店樓上三張長桌都坐滿了人，大約四十位左右。

我們好像在這裡過節日，談笑、祝酒，毫無拘束，彷彿舊友重逢，也不知從哪裡來的那麼多的話！一直談到午夜，大家才想到結束。還有少數人來得較晚，但也在這裡待了兩個多小時。還是那位夫人把我送回旅館，我因為這個歡樂的聚會一再向她致謝。她帶著兩個「女兒」走了。第二天我沒有再見到她們。不到傍晚，我就坐上了飛巴黎的客機。我多麼想再見她們一面，小姑娘似的杜偉鳳和她的法國「母親」在一起不正是我們兩國人民友誼的最好的象徵嗎？

在里昂我們待了不到一天。我們參觀了中法大學的舊址，參觀了十九世紀的大教堂，參觀了古羅馬劇場的廢墟；我們看了絲織博物館，看了過去絲織工人居住的地區，瞭解了過去絲織工人的鬥爭；我們遊覽了現代化的商業中心，參觀了現代化的圖書館。短短的大半天的時間裡，我們從古羅馬跑到本世紀後半葉五光十色的噴泉。每時每刻我們都受到親切、熱情的接待。現代化的建築和設備，壯麗的景象和吸引人的活動使我眼花繚亂。但是牽繫住我的心的還是深厚的友情。

在里昂也有兩份報刊的記者來採訪，那是兩位年輕姑娘，我沒有機會讀到她們的報導或者文章，但是我覺得我是在同兩個謙虛的學生親切交談。我的確應當感謝許多見過面和不相識的朋友的友好的語言和善意的鼓勵。就是對偶爾在報刊上出現的挖苦和不實之詞，我也把它們當做對我的「鞭策」。譬如有人諷刺我寫了那些關於「戰鬥友誼」的報告文學，有人責怪我解放後沒有發表長篇小說。我也曾反覆思考，心平氣和地做過解釋。沒有寫長篇小說，只是因為我想丟開那枝寫慣黑暗和痛苦的筆，我要歌頌新人新事，但是熟悉新人新事又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我錯就錯在我想寫我自己不熟悉的生活，而自己並沒有充分的時間和適當的條件使不熟悉的變為熟悉，因此我常常寫不出作品，只好在別的事情上消磨光陰。這說明知識分子的改造十分艱鉅。我自己應當負全部責任。

至於友誼，我不會為過去那些散文感到遺憾。固然我在這方面走過不少彎路，有時候把白臉看成紅臉，把夢想寫成現實。即使一些文章給時間淘汰了，但人民的友誼永遠不會褪色。我開始寫作時有一個願望就是追求友誼。我第一次到法國，有一個願望也是追求友誼。在五十多年的創作生活中我始終沒有停止對友誼的追求。我這次在巴黎、在沙多—吉里都講過類似的話：五十二年前我在這裡感受到友情的溫暖，寫完了我的第一部小說，今天我懷著感激的心情來尋找我的足跡，只是為了向法國朋友們表示謝意。

這一次我的確「滿載而歸」。在萬福樓我舉杯祝酒，我說：「我們在這裡過友誼節。」吃中飯的時候，法國朋友和我們又在一所法國大飯店相聚，人數不到前一個晚上的三分之一，我們吃著當地的名菜，談著美麗的前景，談笑更自然、更親切。友誼一直是我們談話的主題。一位女主人在席上遞給我一件禮物，可能是一本書，一本畫冊，或者一本照相簿，是用花紙包好了的。她說這禮物表示了法國朋友的心意。她那認真的、善意的表情使我感動。我鄭重地接受了它。在來飯店之前我還接受了另一件禮物，那是一幅畫的複製品。是「圖書的力量」書店主人送給我的。我把兩件禮物放在一起。後來到商業中心參觀，我女兒把它們從我手上接了過去。朋友們陪我們逛了一個下午，七點二十分我們才上飛機。瘦長的、鬍子不多的法中友協里昂分會的負責人一直和我們在一起，我記下他的名字，以後又忘記了，但是他的面貌我不會忘記。在萬福樓他曾小聲教大家唱《絲織工人之歌》。在我們回國的前一個下午我在巴黎法中友協幹部會議的會場上又看見他。分別時，我緊緊地握著他的手，望著他那十分友好的笑容，我的話到了嘴邊又給嚥下去了。我想對他講什麼呢？

原來是這樣一件事情：那兩件禮物給傳來傳去，上了飛機放在行李架上，忘記拿下來。我請陪同我們到外地訪問的法中友協主席貝熱隆先生找人到機場查問，飛機已經到別的國家去了。回到巴黎我們又住了五天，可是沒有再聽見人談起那兩件禮物。……

兩個月又過去了。回憶仍舊在折磨我。我想到那一個沒有寫上字的花紙包，和那幅複製的畫和它的沒有署名的封套，我彷彿受到誰的嚴厲的譴責。我始終記住那一句話：法國朋友的心意。我沒有把它們帶回國內，我辜負了法國朋友的友情。我談論友誼，絕不是使用「外交辭令」，我是認真地追求它，嚴肅地對待它。為了這失去的禮物，我不會原諒自己。我必須把心裡的話寫出來，才能夠得到安寧。

我相信親愛的里昂友人會瞭解我這歉疚的心情。

七月九日

二十一、沙多—吉里

在法國我比較熟悉的地方是沙多—吉里，我住得最久的地方也是沙多—吉里，一年零一兩個月。五十年來我做過不少沙多—吉里的夢，在事繁心亂的時候，我常常想起在那個小小古城裡度過的十分寧靜的日子。我的第一部小說是在這裡寫成的，是從這裡的郵局寄出去的。我頭上的第一根白髮也是在這裡發現的，是由這裡的理髮師給我拔下來的。【註一】我還記得那位理髮師對我說：「怎麼就有了白頭髮，您還是這麼年輕呢！」我在小說裡說他是老年的理髮師，其實他不過是中年人，當時我年輕，因此把年長於我的人都看得老一些。那個時候我住在拉封丹中學裡，中學的看門人古然夫人【註二】和她的做花匠的丈夫對我非常好，他們是一對老人。在學校裡我收到外面的來信較多，那些信都是古然夫人親手交給我的。我和兩個同學在沙多—吉里度過第二個暑假，那一段時間裡，我們就在傳達室裡用餐，古然夫人給我們做飯，並且照料我們。這三四個星期，學校裡就只有我們和他們夫婦，別的人都休假去了。總學監還在城裡，但也只是每隔七八天到學校裡走走看看。在我的腦子裡許多熟人的面貌都早已模糊了。只有古然夫婦的慈祥的面顏長留在我的記憶中。我總覺得我有一張他們老夫婦的合影，可是找了幾次都沒有找到，後來才明白這只是我的願望和幻想。

※※※

【註一】「五年前在瑪倫河畔一個小城的理髮店裡，我看見了我的第一根白髮，這是那個老年的理髮師我拔下來的……」（見短篇小說《髮的故事》）。

【註二】我在《讀〈新生〉及其它》裡說過：「看門人老古然和他的妻子，」可能是我的筆誤。

※※※

我留在沙多—吉里最後那些日子裡，每天在古然夫人家（也就是傳達室內）吃過晚飯，我們三個中國人便走出校門，到河邊田畔，邊走邊談，常常散步到夜幕落下、星星閃光的時候。我們走回校門，好心的老太太早已等在那裡，聽到她那一聲親熱的「晚安」，我彷彿到了家一樣。一九六一年我回憶沙城生活的時候曾經寫過這樣的話：「她那慈母似的聲音伴著我寫完《滅亡》，現在又在這清涼如水的靜夜伴著我寫這篇回憶。願她和她那位經常穿著圍裙勞動的丈夫在公墓裡得到安息。」

在我靠邊挨斗的那一段時期中，我的思想也常常在古城的公墓裡徘徊。到處遭受白眼之後，我的心需要找一個免鬥的安靜所在，居然找到了一座異國的墓園，這正好說明我當時的窮途末路。沙多—吉里的公墓我是熟悉的，我為它寫過一個短篇《墓園》。對於長時間挨鬥的人，墓園就是天堂。我不是說死，我指的是靜。在精神折磨最厲害的時候，我也有過短暫的悲觀絕望的時刻，彷彿茫茫天地間就只有一張老太太的臉對我微笑。

但是這些都過去了。經過十年的考驗，我活了下來，我還能夠拿筆，我還能夠飛行十七個小時。我居然第二次來到沙多—吉里，我居然重新走進拉封丹中學的大門。我走進五十年前的大飯廳的時候，我還在想我是不是在做夢。

飯廳的外形完全沒有改變，只是設備更新了。我進了每天經過多少次的廚房，我過去住在大飯廳的樓上。廚房裡煥然一新，從前的那張長桌和那把切麵包的刀不見了。有一次在假日，我用那把刀切別的東西，割傷了左手的小指頭，到今天刀痕還留在我的手指上。經過廚房我上了樓，臨窗的甬道還是那個樣子。只是我住過的房間改小了【註一】。當時住在緊隔壁的就是那位學哲學的朋友，他現在是華中師範學院的教授，他聽說我到了法國，卻想不到我「會去拉封丹中學大飯廳樓上我們同住過的宿舍」。兩個房間都是空空的，好像剛剛經過粉刷或者修整。我手邊還有一張五十一年前的舊照；我的書桌上有成堆的書。我在房門外立了片刻，彷彿又回到那些寧靜的日子。我看見自己坐在書桌前埋著頭在練習簿上寫字，或者放下筆站起來同朋友閒談。我又走下樓，走到後院，到枝葉繁茂的苦栗樹下，過去我起得早，喜歡在這裡散步，常常看見那個在廚房勞動的胖姑娘從校長辦公室裡推開百葉窗，伸出頭來微笑。我又從後院走進有玻璃門的過道，從前在假日我常常拿本書在過道裡邊走邊讀，幾次碰到留小鬍子的總學監，他對我的這種習慣感到驚奇。然後我又走到學生宿舍樓上的房間，另一個中國同學曾經在這裡住過，也是我當時常到的地方。

※※※

【註一】後來我才知道樓上改建了一套學監住的房間，一部份的面積給佔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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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天和下一天都是假日，看不見一個學生。這樣倒好，免得驚動別人。說實話，我自己也想不到會有沙多—吉里之行。我沒有主動地提出這個要求，雖然我滿心希望能夠在這個寧靜的古城哪怕待上二三十分鐘，可是我沒有理由讓同行的人跟隨我尋找過去的腳跡。慇勤好客的主人中有人熟悉我的過去，讀過我的文章，知道我懷念瑪倫河上的小城，便在日程上作了安排，這樣我就到沙多—吉里來了。連遠在武漢的「哲學家」也感到「事出意外」，我的高興是可想而知的。

一九二八年十月中旬，我離開巴黎去馬賽上船的前夕，最後一次到沙多—吉里去，只是為了拿著身份證到警察局去簽字，以便在中國公使館辦回國的簽證。這是早已忘記、臨時發現、非辦不可的事。我買了來回的火車票，來去匆匆，非常狼狽，心情十分不好。這一次坐小車沿著高速公路開進沙多—吉里，在學校的院子裡停下來。年紀不太大的女校長冒著細雨在門口迎接我們，還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副市長和一位老同學，他已經是詩人和作家了。

學校有大的變化，而我不用介紹和解釋，便瞭解一切。我覺得對這裡我仍然熟悉。一棵苦栗樹，兩扇百葉窗，都是我的老朋友。但是在我身邊談笑的那些新朋友不是顯得更友好、更親切嗎？我從來沒有像這樣把過去和現在混在一起，將回憶和現實糅在一起，而陶醉在無窮盡的友誼之中！我甚至忘記了時間的短暫。副市長從學校把我接到市政廳，打著傘送我進去。那是我過去沒有到過的地方，在那裡市長安．羅西先生為我們代表團舉行了招待會，用熱情、友好的語言歡迎我們。我和他碰了杯，和在座的法國朋友碰了杯，從市長和副市長的手裡分別接過了沙多—吉里的市徽和沙城出生的偉大詩人拉封丹的像章，對我來說，再沒有更珍貴的禮物了。過去我想念沙城的時候，我就翻看我回國寫的那幾個短篇（《洛伯爾先生》、《獅子》、《老年》和《墓園》）。今後我看見這兩樣禮物，就好像重到沙城。何況我手邊還有老同學阿．巴爾博贈送的他的三卷作品。

這一次我又是滿載而歸，我得到了廣泛的友誼。在市長的招待會上表示感謝的時候，我講起了古然夫人慈母般的聲音帶給我的溫暖。但是從市政廳出來，我們就離開了沙多—吉里。就只有短短的幾十分鐘！我沒有打聽到古然夫婦安葬在哪裡，也沒有能在他們的墓前獻一束鮮花。回到北京我才想起我多年的心願沒有實現。不過我並不感到遺憾。這次重訪法國的旅行使我懂得一件事情：友誼是永恆的，並沒有結束的時候。即使我的骨頭化為灰燼，我追求友誼的心也將在人間燃燒。古然夫人的墓在我的心裡，墓上的鮮花何曾間斷過。重來沙多—吉里也只是為了擴大友誼。我沒有登古堡，過橋頭，可是在心上我重複了五十一二年前多次的週末旅行。回到上海，回到離開四十天的家，整理帶回來的圖書、畫冊和照片，我感覺到心裡充實。我幾次走到窗前，望著皓月當空的藍天，我懷念所有的法國的友人。……

回到上海我又想起住在武漢的「哲學家」，他來信問我：「不知瑪倫河橋頭賣花小鋪是否仍在？你還去買了一束鮮花？」他比我先到沙多—吉里，對那個寧靜、美麗的古城有同樣深的感情。他還記得橋頭的花店，我們在校長夫人和小姐的生日就到那裡買花束送去。花店裡有一個名叫曼麗的金髮小姑娘，遇見我們她總要含笑地招呼一聲。倘使她還健在，也是七十光景的老太太了。那天下著小雨，我在車上看橋頭，花店還在，卻不是從前那個樣子。我沒有下車停留。後來我才想：要是能夠留一兩天問清楚每個熟人的情況，那有多好。其實，憑我這一點印象，真能夠打聽清楚我想知道的一切嗎？五十年並不短……而且中間發生了世界大戰。連拉封丹中學的外國學生登記名冊也不全了，我只找到一個熟悉的人：「巴恩波」，我找不到「哲學家」的大名，也找不到我自己的名字：——Li Yao Tang（李堯棠）。

七月十二日

二十二、友誼的海洋

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到巴黎，我是那樣寂寞。這一次再訪巴黎，我彷彿在友誼的海洋裡游泳，我發覺有那麼多的朋友。「友誼的海洋」，這是我當時的印象，也是我當時的感受。我很擔心，我已經游到了中心，怎麼能回到岸上？離開這一片熱氣騰騰的海洋是不是會感到痛苦？

兩個月後的今天我坐在自己工作室裡寫字桌前，我的心仍然給拉回到我離開的地方。一閉上眼睛我就看見那一片人海。即使淹沒在這樣的海裡，我也不會感到遺憾。

對於友誼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認為對朋友只能講好話、只能阿諛奉承，聽不得一句不同的意見，看不慣一點懷疑的表示。我認為不理解我，並不是對我的敵視；對我坦率講話，是願意跟我接近；關心我，才想把一些與我有關的事情弄清楚。對朋友我願意把心胸開得大一點，看得高一點，想得遠一點。

在我國駐法大使館為我們代表團舉行的告別酒會上，我又見到了第二電視台的記者克萊芒先生，這是我們第三次的見面。我第一次看見他是在去年十二月，他到我家裡拍電視片，第二次是今年四月他把我從巴黎香榭里捨大街附近的旅館接到電視台，同我進行了五分鐘的臨時對話。我們談著同樣的話題：大字報、民主、人權、自由……頭兩次都是面對著全世界，而且限定時間，我有些緊張，但並未失去冷靜，我表示了自己的立場，說了真話，只想到不要引起誤解，卻忘了說服別人。這一次我們碰了杯，我說我真願意跟他辯論一次，幫忙他弄清楚一兩個問題。他說他今、明年還要到中國訪問。我就說，他應當多看看、多聽聽，看了、聽了之後還應當多想想。我的意思是：應當根據自己的見聞做出判斷，不要以為在中國什麼都是十全十美。儘管今天還有人在刊物上吹噓我們這裡「河水渙渙，蓮荷盈盈，綠水新池，艷陽高照」，也有人因為外國友人把「五．七幹校」稱為「五．七營」感到不滿，但是我總覺得外國朋友並不是對我們一無所知。不到三個星期的訪問和交談，我才明白一件事情：法國朋友關心中國，願意瞭解中國，而且正在埋頭研究中國。他們有時接觸到我們設法迴避的問題，也只是為了加深對我們的瞭解，克萊芒先生就是把「幹校」稱為「營」的。我對他只說我在幹校裡受到鍛煉，學會勞動，學到許多事情。但是在幹校的兩年半的時間裡我沒有一天感覺到我是一個「學生」，這也是不可改變的事實。的確有人把我當做「犯人」看待。我還記得一九七一年九月底我回上海度假的前夕，「工宣隊」老師傅找我談話，對我說：「根據你的罪行，判你十個死刑也不多。」在那些人的腦子裡哪裡有什麼「人權、民主、自由」？據說它們都是資產階級的「遮羞布」。其實資產階級從來是說的一套做的另一套，到了利益攸關的時刻，他們根本沒有什麼「遮羞布」。難道我們因此就不敢面對現實？就不敢把不幸的十年中間所發生的一切徹底檢查一番，總結一下？

去年十二月我在自己家裡同克萊芒先生進行第一次電視對話的時候，我說我在國內享受充分的自由，他似乎不相信，但我說的是真話。他問起李一哲的事情。雖然去年六月我還聽說他們是「反革命集團」，但是沒有經過公開的審判，沒有宣佈罪狀，我知道他們的大字報已經有了法文譯本，在法國電視台人們正在談論他們的問題。我不瞭解，就沒有發言權，我只好老實地講不知道。我沒有人云亦云，也並未因此受到任何批評。要是我當時不動腦筋，就隨口給人戴上帽子，那麼第二次在巴黎看見克萊芒先生，我怎麼向他解釋？因為李一哲案件已經平反，所謂「反革命集團」只是不實之詞。外國朋友對這個事件倒比我們清楚，講起來有憑有據，頭頭是道。我過去吃過人云亦云的苦頭，現在頭腦比較清醒了。

我同克萊芒先生不止一次地談到「大字報」的事情，但是在螢光幕上我們只有那麼短的時間，外國朋友對大字報有不同的看法，以為大字報就是「民主」的化身。談論大字報，難道我沒有資格發言？整整五年中間，成百上千的「大字報」揭發、肯定我的罪行，甚至說我是「漢奸賣國賊」，在大街上、在大廣告牌上長時期張貼「大批判專欄」揭發我的所謂罪狀，隨意編造我的所謂罪行，稱我為狗，連我的老婆、兄弟、兒女都變成了狗群。我記得最清楚：我的愛人第二次被揪到「作協分會」去的時候，人們在我家大門上張貼了揭發她的罪行的大字報，倘使不是我的兒子晚上把它撕掉，一張大字報真會要她的命。我在巴黎不止一次地說：「大字報有好的，也有壞的。但是總得限定一個地方，不能滿城都貼。大家想想看，要是巴黎到處都是大字報，還好看嗎？」我這樣說，已經很能克制自己了。貼別人的大字報也不見得就是發揚民主。民主並不是裝飾。即使有了民主牆，即使你貼了好的大字報，別人也可以把它覆蓋，甚至可以撕掉，也可以置之不理。只有在「四害」橫行的時期大字報才有無窮的威力。一紙「勒令」就可以抄人家、定人罪，甚至叫人掃地出門，因為它後面有著「四人幫」篡奪了的一部分權力。但這是早已過去的事情了。今後呢……歷史總是要前進的，我始終這樣相信。歷史是人民群眾寫出來的，我始終這樣相信。靠長官意志寫歷史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了。這一點，關心我們國家前途的外國朋友也能理解，那麼我請他們不要只是留心「民主牆」多了幾張大字報，談了些什麼話，還是更多地注意我們人民群眾在想什麼、做什麼吧……

雖然我們交談的時間有限，可是我們還是增進了相互的瞭解。克萊芒先生告訴我，法國人對我表示關心，有兩個原因，其中一個就是我受過「四人幫」多年的迫害。最近我見到一位訪日歸來的朋友，他在日本受到十分熱情的接待，他說正是因為他受到「四人幫」長期的迫害。我們對外國朋友很少談「四人幫」的迫害，可是別人知道的比我們料想的多。「四人幫」動員了全部輿論工具宣傳了整整十年，沒有把一個人搞臭，倒反而給他的名字添上一些光彩，這不是值得深思的嗎？……

倘使我第四次看見克萊芒先生，我們還會繼續進行辯論，但是我們之間的瞭解和友誼一定加深。我們飛渡重洋，探「親」訪友，難道不是為了增進友誼？為什麼我的眼前還有那一片熱氣騰騰的人海？為什麼我的耳邊還響著法國朋友們的親切招呼？為什麼我懷著傾吐不盡的真實感情寫下這一篇一篇的回憶？為什麼我在攝氏三十五度的大熱天奮筆直書的時候恨不得把心血也寫在紙上？原因是：我想到遠在法國的許多朋友，我重視他們的友情，我為這友情感謝他們，我也要把這友情留傳給子子孫孫。

七月十六日

二十三、中國人

我出國之前完全沒有想到，在法國十八天中間，我會看見那麼多的中國人。各種各樣的中國人，他們來自世界各地，過著各樣的生活，有著不同的思想，站在不同的立場。他們穿不同的服裝，發不同的口音，有不同的職業。我們參加過巴黎三個大學（第三、第七、第八）中文系的座談會和招待會，會上見到他們；我們出席過在弗納克書籍超級市場裡舉行的和讀者見面會，會上見到他們；我們出席過法中友協的座談會，在那裡也見到他們。有些人好像真是無處不在，不過我也沒有想過避開他們。我過去常說我寫小說如同在生活，我的小說裡的人物從來不是一好全好，一壞到底。事物永遠在變，人也不會不變，我自己也是這樣。我的思想也並不是一潭死水。所以我想，即使跟思想不同的人接觸，只要經過敞開胸懷的辯論，總可以澄清一些問題。只要不是搞陰謀詭計、別有用心的人，我們就用不著害怕，索性擺出自己的觀點，看誰能說服別人。

離開了祖國，我有一個明顯的感覺：我是中國人。這感覺並不是這一次才有的。五十二年前我就有過。我們常常把祖國比做母親。祖國的確是母親，但是過去這位老母親貧病交加、朝不保夕，哪裡管得了自己兒女的死活！可是今天不同了。出了國境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總覺得有一雙慈愛的眼睛關心地注視著我。好像丹東講過類似這樣的話：人不能帶著祖國到處跑。我不是這麼看法。這次出國訪問使我懂得更多的事情。不管你跑到天涯地角，你始終擺脫不了祖國，祖國永遠在你的身邊。這樣一想，對於從四面八方來到巴黎的中國人，我的看法就不同了。在他們面前我熱情地伸出手來，我感覺到祖國近在我的身旁。祖國關心漂流在世界各地的遊子。他們也離不開祖國母親。即使你入了外國籍，即使你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即使你在某國某地有產業，有事業，有工作，有辦法，吃得開，甚至為子孫後代做了妥善的安排，倘使沒有祖國母親的支持，一旦起了風暴，意想不到的災禍從天而降，一切都會給龍捲風捲走，留給你的只是家破人亡。這不是危言聳聽，一百年來發生過多少這樣的慘劇和暴行。幾十萬、上百萬的華僑和華裔越南「難民」今天的遭遇不就是最有力的說明嗎？過去華僑被稱為海外孤兒。我一九二七年一月在上海搭船去馬賽，在西貢、在新加坡上岸閒步，遇見中國人，他們像看到至親好友那樣地親熱。這種自然發生的感情是長期遭受歧視的結果。一九三一年我寫過短篇小說《狗》，小說中的我會「在地上爬，汪汪地叫」，會「覺得自己是一條狗」，難道作者發了神經病？我寫過一篇散文《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在上海》，文章裡有人說：「為什麼我的鼻子不高起來，我的眼睛不落下去……？」難道我缺乏常識，無病呻吟？不！在那些日子裡一般的中國人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我們是不會忘記的。今天重讀我一九三五年在日本寫的短篇《人》，我又記起那年四月裡的一場噩夢，那天凌晨，好幾個東京的便衣警察把我從中華青年會宿舍帶進神田區警察署拘留到當天傍晚。我當時一直在想：要是他們一輩子不放我出來，恐怕也沒有人追問我的下落，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中國人，一個「孤兒」。

今年四月三十日傍晚我們中國作家代表團在巴黎新安江飯店和當地僑胞會見，我們感謝華僑俱樂部的盛情招待。出席聚餐會的人有好幾十位，但據說也只是要求參加的人中間的一部分。席上我看見不少年輕人的臉，我也見到那位從日內瓦趕來的女編輯，她是我一個朋友的外甥女，她想瞭解一些祖國的情況，但是我們的法國主人已經無法為我們安排會談的時間了。還有不少的年輕人懷著求知心到這裡來，他們需要知道這樣或者那樣的關於祖國的事情，總之大家都把希望寄託在這個聚餐會上，反正我們一行五個人，每個人都可以解答一些問題。這個聚會繼續了三個多小時，我或者聽，或者講，我感到心情舒暢，毫無拘束。年輕人說：「看見你們，好像看見我們朝思暮想的祖國。」他們說得對，我們的衣服上還有北京的塵土，我們的聲音裡顫動著祖國人民的感情。我對他們說：「看見你們我彷彿看見一顆一顆向著祖國的心。」遊子的心是永遠向著母親的。我要把它們全帶回去。

聚餐以後大家暢談起來。可是時間有限，問題很多，有些問題顯得古怪可笑，但問話人卻是一本正經，眼光是那麼誠懇。我好像看透了那些年輕的心。有些人一生沒有見過母親；有些人多年遠遊，不知道家中情況，為老母親的健康擔心；有些人在外面聽到不少的流言，無法解除心中的疑惑。他們想知道真相，也需要知道真相。我不清楚我們是否滿足了他們的要求，解答了他們的疑問。不過我讓他們看見了從祖國來的一顆熱烈的心。我緊緊地握了他們的手，我懇切地表示了我的希望：大家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吧。祝我們親愛的母親——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萬壽無疆。我們為親愛的祖國舉杯祝酒的時候，整個席上響起一片歡騰的笑語，我們互相瞭解了。

當然不是一次的交談就可以解決問題。我這裡所謂「互相瞭解」也只是一個開始。過了一個多星期，我們訪問了尼斯、馬賽、里昂以後回到巴黎，一個下午我們在貝熱隆先生主持的鳳凰書店裡待了一個小時。氣氛和在新安江飯店裡差不多，好些年輕的中國人拿著書來找我們簽字。我望著他們，他們孩子似的臉上露出微笑。他們的眼光是那麼友好，那麼單純，他們好像是來向我們要求祝福。我起初一愣，接著我就明白了：我們剛從祖國來，馬上就要回到她身邊去，他們向我要求的是祖國母親的祝福。

我還見到一位從國內出來的年輕人，他有一個法國妻子，說是幾年後學業結束仍要回國。他對我女兒說：華僑同胞和法國朋友在一些會上向我提問題十分客氣，有些尖銳的問題都沒有提出來。這個我知道，不過我並不害怕，既然參加考試，就不怕遇到難題。我不擅長辭令，又缺乏隨機應變的才能。我唯一的武器是「講老實話」，知道什麼講什麼。我們的祖國並不是人間樂園，但是每個中國人都有責任把它建設成為人間樂園。對那位從中國出來的大學生，我很想做這樣的回答：「你袖手旁觀？難道你就沒有責任？」還有人無中生有在文章裡編造我的談話，給自己喬裝打扮，這只能說明他的處境困難，他也在變。他大概已經明白了這樣一個真理：人無論如何甩不掉自己的祖國。

最後，我應當感謝《家》的法譯者李治華先生。四月二十五日早晨我在戴高樂機場第一次看見他，五月十三日上午他在同一個機場跟我握手告別，在我們訪問的兩個多星期中，除了在馬賽和里昂的兩天外，他幾乎天天和我在一起，自願地擔任繁難的口譯工作。要是沒有他的幫忙，我一定會遇到很多困難。他為我花費了不少的時間和精力，我沒有講一句感謝的話。我知道這只是出於他對祖國母親愛慕的感情。他遠離祖國三十多年，已經在海外成家立業，他在大學教書，剛剛完成了《紅樓夢》的法文全譯本，這部小說明年出版，將在法國讀書界產生影響。但是同他在一起活動的十幾天中間，我始終感覺到有一位老母親的形象牽繫著他的心，每一個遊子念念不忘的就是慈母的健康，他也不是例外……。

我的工作室裡相當熱，夜間十一點我坐在寫字桌前還在流汗。這裡比巴黎的旅館裡靜，我彷彿聽見夜在窗外不停地跑過去。我的生命中兩個月又過去了。我沒有給那些人中間任何一個寫過一封信，可是我並沒有忘記他們。我每想到祖國人民在困難中怎樣挺胸前進的時候，我的腦子裡就浮現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中國人。一滴一滴的水流入海洋才不會乾涸。母親的召喚永遠牽引遊子的心。還需要我講什麼呢？還需要我寫什麼呢？難道你們沒有聽見母親的慈祥的呼喚聲音？我已經把你們的心帶到了她的身邊。

七月二十二日

二十四、人民友誼的事業

我們在趙無極先生家裡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到了十一點鐘，似乎應當告辭了，主人說照法國的習慣，照他們家的習慣還可以繼續到午夜。然而這是我們在法國的最後一個夜晚，明天大清早我們就要搭班機返國了。這天我們是參加了法中友協的幹部會議從郊外趕到趙家的，「友協」的幹部拉斯吉葉先生開車送我們到趙家。本來他和他的夫人準備兩小時以後開車來接我們回旅館，我們想讓他們休息，就說自己回去方便，堅決地請他們不要來。最後他們把電話號碼抄給了我們。等到要離開趙家的時候我們才發現叫出租汽車有困難，便打電話到拉斯吉葉家，說是他早已開車出去。我們走出趙家大門，一輛麵包車在門外等候，從車上走下來拉斯吉葉夫人，駕駛座上坐的是她的丈夫。巴黎的五月的涼夜突然暖和起來了。他們夫婦在巴黎地拉爾旅館樓下同我們告別的時候，帶著友好的微笑祝我們這一夜得到很好的睡眠。

我回到七樓上的房間，為了整理行李，忙了將近兩個小時。凌晨一點前，該辦的事情都辦好了。我感到疲勞，但是我不想睡。我坐在擺滿沙發的寬敞的客廳裡，沒有翻看書報，也沒有人同我談話，十八天的生活像影片似的在我的腦子裡一本一本地映了出來。幾個小時以後我就要去戴高樂機場。離開這個國家，我感到留戀，離開朝夕陪同我們活動的法國朋友，我感到痛苦。「友誼」並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帶子把我們的心和法國朋友的心緊緊地拴在一起。「法中友協」是民間團體，經費有限。為了便於我們活動，朋友們借來一輛麵包車，由「友協」的幹部輪流來為我們開車。他們並不是「友協」的專職幹部，大家都有另外的工作。他們為我們花費了不少的時間和精力，他們想得周到，做得自然，他們接待我們就像接待久別重見的親友。對於他們這一切全是自覺自願的「義務勞動」，鼓舞他們的力量是友誼，是對新中國的熱愛，是對中國人民的感情。我們每次向他們表示謝意，他們總是帶笑地回答：「你們來了，我們就高興了。我們盼你們盼了好久了。」我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其實我們有許多話可以說，也應該說。同法國朋友在一起的時候，我總覺得他們想盡多地瞭解我們，也希望我們盡多地瞭解他們。他們對我們懷著無限的好意，但是對我們國內發生的事情也有一點疑惑，他們需要更多的理解。我們最後一次參加他們的幹部會議，以為會上總有人提出要求幫忙澄清幾個問題，他們的會議就是為著解決思想問題召開的。可是他們不願意打擾我們，害怕使我們感到為難，什麼都沒有講出來。我們感到輕鬆地走出了會場。只有坐在巴黎地拉爾旅館七樓會客室的沙發上休息的時候，我才想到還有許多話沒有講。我們增進了友誼，可是很難說相互的瞭解加深了多少！我記起來，我們進行訪問的時候，好幾次「友協」的秘書長馬紀樵夫人開她的小車送我到目的地。有時路相當長，小車常常中途停下，我們有機會交談，她讓我們瞭解一些法國的事情，卻從不問：「你們那裡怎樣，怎樣？」有一次她談起剛剛讀了《家》的法譯本，說對書中一些事情她也能理解，她年輕時候本來打算學醫，因為父親反對，才改學經濟。另一次她的女兒也在車上，她們母女坦率地講了些法國青年學生思想和生活的情況。「友協」的主席貝熱隆先生陪同我們飛尼斯，去馬賽，游里昂，我和他第一次見面就彷彿相識了多年。他知道我在翻譯赫爾岑的回憶錄，就把他收藏了多年的法譯本《赫爾岑文選》送給我。我們從尼斯到馬賽，因為通知當地「友協」的到站時間有錯，迎接的人來遲了，急得貝熱隆先生跑來跑去，不住地搖頭，接連打電話找人。看見他急得那個樣子，我反倒幾次同情地安慰他，這當然沒有用。但是後來車站上一下子出現了不少的人，他暢快地笑了。根據我的印象，這是一位脾氣很好的人。為了安排我們訪問的日程，他也花了不少的心血。在尼斯我們感受到家庭的溫暖，在馬賽海濱我找到五十一年前的腳跡，在里昂我們過著友誼的節日。他和我們一起衷心愉快地歡笑。在維爾高爾先生「島上磨坊」的家裡我們談得十分融洽。在沙多—吉里我重溫了五十一二年前美好的舊夢。這也和貝熱隆先生與馬紀樵夫人的安排分不開的。從早到晚，他們沒有得到片刻的休息，其他的「友協」幹部也是如此。我們和他們雖然都是初次見面，但我尊敬一切為人民友誼鞠躬盡瘁的人，他們在荊棘叢中找尋道路，在泥濘裡奮勇前進，對他們這種艱苦的工作，子孫後代是不會忘記的。

親愛的朋友們，你們的工作絕不是徒勞的。你們不聲不響地為我們所做過的一切，我們都牢牢地記在心上。道路可能很長，困難仍然不少，但是光明永遠在前面照耀。我們回國已七十多天，代表團成員分居三個省市，今天我還接到詩人的來信，他說：「想起在法國的那十八天，意味還是很長，許多美好的回憶是不會忘記的。」詩人可能把他火熱的感情寫成動人的詩篇。我呢，這幾篇隨筆只是向法國朋友的普通問候。倘使問起我這次訪問的最大收穫，我的回答便是：讓我也把這餘生獻給人民友誼的事業！

七月二十四日

二十五、中島健藏先生

訪法歸來，我在上海寫信給東京的日本友人中島健藏先生說：「在巴黎同朋友們談起當代的法國文學，我常常想到您，因為您是法國文學的研究者。」好久以前我讀過中島先生一篇介紹羅傑．馬丁．狄．加爾的長篇小說《蒂波一家》的文章，保留著深的印象。但這次我在巴黎經常惦記中島先生，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患著肺癌，據說到了後期了。

我知道中島患癌症比較遲。去年八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以後，我國廣播電台的記者到我家裡來採訪，我談起過去在艱苦的歲月裡不怕困難、不畏強暴、長期為兩國人民友誼奮鬥的中島先生，表示了深的懷念，我說看到他多年的艱苦工作開花結果，他應當放心地休息了，我祝願他健康長壽。當時我並不知道他生病，我想他不久會在上海機場出現，我等待這一天的到來。

這樣的等待我有過一次，那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在武漢機場同他們夫婦分別以後，我在度日如年的「牛棚」生活中常常回憶起同中島先生一起喝酒談心的日子，我相信我們還有重逢的機會，我等待著。等了十一年，我終於在上海的虹橋機場上接到了他，我們含著熱淚緊緊握著彼此的手，「你好！」再也說不出什麼了。我陪同他們活動了幾天，還舉行過座談會，也講了一些我個人的事情，可是那些堆積在我心裡的話卻始終沒有講出來。十幾年來它們像火一樣地燒著我的心，我哪一天忘記過它們？非常鮮明地印在我心上的就是這一件事：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島先生到北京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京子夫人同行，那天到機場歡迎的人不少，我也在其中。他們夫婦見到我，非常高興。到了旅館，閒談起來，京子夫人還說看見我，他們很放心了。就在當時我也明白這所謂「放心」是什麼意思，以後經過幾次的交談，我更瞭解他們夫婦對我的關心。那個時候《人民日報》已經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在日本流傳著各種謠言，說是郭老的著作全部燒燬，他們以為我一定凶多吉少，想不到我還出來活動，他們的高興是十分真誠的。我的感謝也是十分真誠的。那個時候我彷彿就坐在達摩克里斯的寶劍【註一】下面，準備著隨時落進災禍的深淵，我多麼珍惜這一份友情。我同他們一起從北京到武漢，後來我們在武昌機場分別，我對著民航小飛機不住地揮手，想到這也許是我和他們的最後一面，淚水使我的眼睛模糊了。只有在無窮無盡的靠邊受審查的歲月中，在「五．七幹校」邊種菜邊背誦但丁的《神曲》第一部的漫長的日子裡，我的心內又漸漸產生了希望，我想得很多。我常常想起東京的友人。我在報上看到中島的照片和他到中國的消息。我盼望著、等待著同他們再見。

※※※

【註一】達摩克里斯的寶劍：根據古傳說，這寶劍是用頭髮懸掛起來的，達摩克里斯奉命坐在劍下，劍隨時都會落在他的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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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的長夜終於到了盡頭，第一次的等待使我看到了光明。從一些熟人的口中我還聽到不少動人的故事。在我生死不明、熟人在路上遇見都不敢相認的日子裡，好些日本朋友四處打聽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見面。有一次「中日友協」的工作同志告訴我在「四害」橫行的時期，年近九十的土岐善�先生到中國訪問，聽說不讓我出來，他說他想不通。在巴黎的法國朋友也曾使用各種方法打聽我是否已遭「四人幫」的毒手。友情是我的生命中的一盞明燈，離了它我的生存就沒有光彩，離了它我的生命就不會開花結果。我不是用美麗的辭藻空談友情的。

第二次的等待卻成了空。我到了北京，才知道中島的真實病情。但是我還希望他的病有轉機。我開始給他寫信，我去過三封信，他寫過三封回信。寫第一封信的時候，我還不瞭解他的病情的嚴重。他在第二封回信中告訴我，他「只能坐在床上用口述的辦法進行工作。目前只是為一份雜誌寫連載文章《昭和時代作家群像》」。過了兩個多月他寄來的第三封回信中附了一份水上勉先生到中國訪問一行五位的名單，他們將在六月十五日在上海搭日航班機返國，他希望我接待他們。小說家水上先生也是我的一位老友，十六年前我和嚴文井、馬烽兩位在他府上做客，去年五月我又曾到北京飯店新樓同他和其他日本作家暢談了一個夜晚。同他在上海重逢將是我莫大的愉快。然而在水上先生快要到上海的時候，我忽然得到通知去北京出席五屆人大常委會的一次會議，匆忙中我給水上先生留下一封道歉的信，還有一封信是請他帶給中島先生的。可是我到了北京不幾天，《人民日報》就刊出了中島先生的噩耗。我托全國文聯發了一個唁電去。但是對和中島先生相依為命的京子夫人我能講什麼話呢？再過兩天從上海轉來水上勉先生的覆信：「杭州出發的前夜接到中島健藏先生的訃告，來到上海又收到您的信和您托我轉交中島先生的信函，實在無法制止悲痛之情。……」我給中島先生的信就是訪法歸來寫的那一封，我哪裡想到他的時間竟然是這麼短促，連聽人念它的機會也沒有！一位在北京「作協」工作的朋友對我說：「我見到和水上先生同來的木村女士，她含著眼淚說，『中島先生不會活過一個星期了。』」我開完會回到上海，有一天同王西彥同志談起，他接待過水上先生，他告訴我：「同行的木村女士說，中島先生病危時，講過幾個人的名字，有一個就是你。」

這一切我為什麼早不知道？我為什麼從法國回來不馬上給他寫信？為什麼我不趕去東京探病？現在已經太遲了！他再也聽不見我的聲音，再也看不到我的字跡了。難道這就是結局？難道這本友情的書就從此合上給鎖在書櫥裡面永遠不再打開？不，不可能！死絕不能結束我們之間的友誼。

我最初看見中島在一九六一年，那是中國解放後我第一次訪問日本。以後我去他來，我們幾乎年年見面，無話不談，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他喜歡酒，又有海量；我幾次請他喝酒，但我也常常勸他有所節制。我的勸告不會有多大作用，我知道他是借酒澆愁。當時他正在為著中日兩國人民友誼的事業艱苦奮鬥，他接到恐嚇信，他受到歧視，他的文章找不到發表地方，書店不出他的著作，生活的源泉給堵塞了，他賣掉了汽車，困苦地過著日子。他並不屈服，也不動搖。他在中日文化交流這個巨大工作上注入了多少的心血。我三次訪日，當時兩國邦交並未正常化，在複雜、困難的環境中，中島先生是我們活動的一個有力的支持。我深深體會到，要是沒有中島先生這許多年的努力，我們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會有今天這樣的發展嗎？只有由荊棘叢中、泥濘路上走到大路的人才充分瞭解日中文化交流協會和它的主要負責人中島先生的工作的重大意義。

有一次我和中島閒談，他說，看來，中日友好將是他最後一件重要工作了，他沒有什麼顧慮和害怕。「我挑選了這個工作，走上這條道路，絕不後悔。」他說。於是他談起他的「新加坡的經驗」來。一九四二年他當過隨軍記者到過新加坡，親眼看見日本軍人毫無根據逮捕大批華僑，全部槍殺。後來有些死者的母親拿著兒子的照片向中島先生打聽下落。他一直為這件事感到苦惱。他苦苦想著戰後日本的出路。他，這個著名的評論家和法國文學研究者，終於找到了他的主要的工作——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這也是他用他的心血寫成的「天鵝之歌」【註一】。他的確為它獻出了他晚年的全部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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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天鵝之歌」：根據西方古傳說，天鵝臨死發出美好的歌聲，因此借用它來指詩人的最後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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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日本小說家井上靖先生經過上海回東京，我到機場送行。閒談間我想起兩年前的事。兩年前我也曾來這裡送別，客人中除井上先生外，還有中島先生和京子夫人，還有其他的日本朋友。不過兩年的時間，機場上仍然是一片燦爛的陽光，候機室裡卻似乎冷清得多，我始終感覺到自己心上那個無法填補的空洞，井上先生和我都在想念那位失去的友人。

日航班機飛遠了。我也回到家裡。我靜下來，仍然不能忘記失去的老友。我又找出他今年的來信，讀著：「一九六一年櫻花盛開的時節我同您一起遊覽了富士五湖和金澤，那個時候我們在東京還遇見了春雪，想起來好像是昨天的事情。還有東京新宿的秋田家，它的老闆娘上了年紀，去年把店關了。您下次來日本就另外找一家像秋田家那樣的地方為我們的友誼乾一杯吧……」這是三月十六日信上的話。

敬愛的朋友，我是要來的。但是我在什麼地方為我們的友誼乾杯呢？中日兩國的邦交恢復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了。您的五卷新作《回想之文學》出版了。您的事業正在發展，您的影響不斷擴大。為什麼您偏偏死在剛剛看到勝利的曙光的時候？然而您放心吧。大橋架起來了，走的人越來越多，它是垮不了的。您看不到的美景，子孫後代會看見的，一定會看見的，我相信，我堅信。

七月三十日

二十六、觀察人

不久前有兩位讀者寄給我他們寫的評論我的文章。他們都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一位是大專學校的老師，另一位在做文學評論的工作，總之，他們都讀過我的書，我就簡單地稱他們為讀者吧。他們的文章長短不同，內容也有差別，篇幅較多的好像是我的評傳，另一篇則專論《激流三部曲》。兩位讀者對我都有好感，不過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意見：作者不應該對他所批判的人物表示同情甚至過多的同情。這個意見的確打中了我的要害。而且在他們之前就有人這樣指出我的缺點。現在讓我來談談我自己的想法。

首先我想說，我不知道他們的「批判」是什麼樣的「批判」，是不是我自己經受過幾十次的那種批判？是不是那種很像在演戲的、一片「打倒」聲的「批判」？說實話，這種「批判」跟我的小說毫不相干。我想到的只是講道理的批評，我批評的對象常常是我同情的人，惟其同情我才肯在他或者她的身上花費筆墨。對於馮樂山之流，我用不著批評，我只是攻擊。

五十年來我在小說裡寫人，我總是按照我的觀察、我的理解，按照我所熟悉的人，按照我親眼看見的人寫出來。我從來不是照書本、照什麼人的指示描寫人物。倘使我寫人寫得不好，寫得不像，那就是因為我缺乏觀察，缺少生活，不熟悉人物。不管熟悉或者不熟悉，我開始寫小說以來就不曾停止觀察人；即使我有時非常寂寞，只同很少的人來往，但我總有觀察人的機會。我養成了觀察人的習慣。我不大注意人們的舉動和服裝，我注意的是他們在想什麼，他們有著什麼樣的精神世界。長時期來我觀察了各種各樣的人。哪怕就是在我給關進「牛棚」的時期，雖然沒有經過任何法律手續「造反派」就剝奪了我的公民權利，但是我仍舊保留著觀察人的習慣。對於從各個省市來向我進行「外調」的人，儘管他們裝模作樣，虛張聲勢，有時甚至張牙舞爪，發脾氣罵人，或者說假話騙人，儘管他們降低身份拚命學習傳統戲裡壞人幹的那些栽贓陷害和「逼供信」的把戲，他們卻沒有想到我暗暗地在觀察他們。他們的壞心思並未逃過我的眼睛，即使他們自稱是「工宣隊」或者「軍代表」。

然而說起觀察人，我也有失敗的時候，例如解放後我在上海經常同張春橋打交道（他管著我們），我也常常暗中觀察他，可是我始終猜不透他對我講話時心裡在想些什麼。張春橋就是這樣一個人！

觀察人觀察了幾十年，只要不是白癡，總會有一點點收穫吧。我的收穫不大，但它是任何人推翻不了的。這就是：人是十分複雜的。人是會改變的。絕沒有生下來就是「高大泉（全）」那樣的好人，也沒有生下來就是「座山雕」那樣的壞人。只有「四人幫」才想得到什麼「三突出」、「高起點」一整套的鬼話。他們說的話越漂亮，做的事越見不得人。他們垮臺了，可是他們的流毒現在到處都有。譬如學習外語吧，我收聽外語廣播講座時，還聽到「為革命學習外語」的宣傳。我想，學外語不去記單詞、做練習、學文法、念課文，卻念念不忘「革命」，那麼一定學不好外語。同樣從事革命工作的人並不一定要「為革命吃飯」，「為革命睡眠」。吃飯就吃飯，睡眠就睡眠，難道不掛上「革命」的牌子，就會損害革命者的崇高品質嗎？

我寫《家》，我寫了覺新的軟弱和他的種種缺點，他對封建家庭存著幻想，他習慣了用屈服和忍讓換取表面的和平……我也寫了他的善良的心。這是一個真實的人。他是封建社會的犧牲品，為什麼不值得我的同情？我同情他的不幸的遭遇，卻並沒有把他寫成讀者學習的榜樣。事實上並沒有讀者願意向覺新學習。我在小說裡寫高老太爺臨死前「伸手在覺慧的頭上摩了一下」，對他低聲講了話，又寫高老太爺一死，在場的人「全跪下去，大聲哭起來」。很簡單，高老太爺並不是魔王，覺慧也不是偉大的革命家。我並不臉紅，我自己當時就是這樣，我跟著大家跪在祖父的床前。在我的眼裡他只是一個病故的老人，我那時只有十五歲。覺慧至多也不過大一兩歲，他一直生活在那樣的家庭裡，難道他身上就沒有一點封建的流毒？有。而且他有不少的缺點。他當時明白的事情也不多。他夢想革命，他不滿意封建社會，但是他並不懂「為革命吃飯」等等的大道理，也不會跟他的祖父「劃清界限」。至於高老太爺，據我那時的觀察和後來的回憶、分析，他臨死很有可能感到幻滅、洩氣，他在精神上崩潰了，他垮了。有人責備我「美化」了高老太爺，說這是我的「敗筆」。其實我的小說中處處都是這樣的敗筆，因為我的那些人物都是從生活裡來的，不是從書本上來的。高老太爺憑什麼不垮下來、一定要頑強到底呢？難道他那時就想得到若干年後他會在「四人幫」身上借屍還魂嗎？

今天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清楚：人的確是十分複雜的，他的頭腦並不像評論家所想像的那樣簡單。在我非常敬佩的某些人身上我也發現過正在鬥爭著的矛盾。即使在他們身上，也不是每個細胞都是大公無私的，私的東西偶爾也會佔了上風。這是合乎情理的。與其事後批評他們，不如事先提醒他們。對好人也不應當一味迷信。

我有這樣一個印象：評論家和中國文學研究者常常丟不開一些框框，而且喜歡拿這些框框來套他們正要研究、分析的作品。靠著框框他們容易得出結論，不過這結論跟別人的作品是不相干的。我想起一件事情：去年或者前年下半年吧，有一種雜誌在上海創刊，上面發表了一篇評論《家》的文章，兩次提到作品的「消極因素」。過了幾個月，這刊物的一位編輯來向我組稿。我就順便問他，我這部小說起過什麼消極作用？是不是有人讀了《家》就表示要做封建家庭的衛道士？或者有人讀過《家》就看破紅塵，出家做和尚、當尼姑？再不然就有讀者悲觀厭世、自殺身亡？文章不是他寫的，他沒有回答我的義務。我也只是發發牢騷而已。

但「四人幫」橫行的時候，作家是沒有權利講話的，更說不上發牢騷了。

八月二日

二十七、要不要制定「文藝法」

我國的憲法規定「公民有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這所謂「自由」絕不是空話。這裡說得很明白，一個人從事文藝創作活動，只要他不觸犯刑法或者其他法律，就不應該受到干涉。憲法上並沒有規定還有一種拿著棍子和帽子的人可以自由干涉別人的文藝創作活動，可以隨便給人扣帽子，向人打棍子。然而有人說是不是還要制定一種「文藝法」，他並非在開玩笑，他實在是膽戰心驚，因為拿棍子的人就在近旁，他們並不躲躲藏藏，卻若隱若現，有時甚至故意讓你看見，在這些人的腦子裡，憲法是不存在的，他們對待第一個憲法和第二個憲法有了豐富的經驗，他們只是在等待時機。所以說話的人真正希望刑法之外還有一種「文藝法」，上面說得明明白白：寫什麼主題，怎樣寫法，如何開頭，如何結束，哪一種人可以做反面人物；正面人物應當屬於哪一種人等等，等等……這樣一來文藝工作者就可以「安全生產」，避免事故了。

這種想法似乎很妙。其實一點也不妙。首先不會有人出來制定什麼「文藝法」。其次即使有了「文藝法」，它也不會像安全帽那樣保護工作的人。我還記得「四害」橫行的時候，因為有人說「文藝工作危險」，就大批「文藝工作危險論」。「四人幫」及其爪牙大批「文藝工作危險論」的同時，又大整文藝工作者。凡是在文藝工作上有一點成績的人都挨過整，受過迫害，有的給弄得身敗名裂、妻離子散，有的給搞得骨灰盒中只有一枝金筆或者一副眼鏡。總不能說這不是一場百年難逢的浩劫吧？

現在形勢大好。不過所謂「大好」也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解釋。我們是在一面醫治創傷、一面奮勇前進的時候，我們應當鼓足幹勁，充滿信心，但是絕不能夠自我陶醉，忘記昨天。我們還得及時給身上的傷口敷藥。還要設法排除背後荊棘叢中散發出來的惡臭。有人大言不慚地說「現代的中國人並無失學、失業之憂，也無無衣無食之慮，日不怕盜賊執杖行兇，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漢輕輕叩門」，這種白日做夢信口開河的做法是不會變出「當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會主義……」來的。

然而在今年六月號的《河北文藝》上就出現了這樣的話。文章的題目是：《「歌德」與「缺德」》。用意無非是拿起棍子打人。難道作者真以為「社會主義」就是靠吹牛吹出來的嗎？不會吧。「四人幫」吹牛整整吹了十年，把中國國民經濟吹到了崩潰的邊緣，難道那位作者就看不見，就不明白？

那位作者當然不是傻瓜。他有他的想法。就有這麼一夥人。有的公開地發表文章，有的在角落裡吱吱喳喳，有的在背後放暗箭傷人，有的打小報告告狀。他們就是看不慣「文學藝術創作的自由」，他們就是要干涉這種「自由」。憲法不在他們的眼裡。其他的法律更不在他們的眼裡。

那些給蛇咬過、見了繩子也害怕的人最好不要再搞文藝創作，你們希望有一個「文藝法」來保護自己。有人就是不滿意憲法給你們的這種權利，你們怎麼辦？

道理非常簡單：要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也必須經過鬥爭。

八月五日

二十八、絕不會忘記

我還記得我十二三歲的時候在成都買過一種「良心印花」，貼在自己用的書上。這種印花比普通的郵票稍微大一點，當中一顆紅心，兩邊各四個字：「萬眾一心」和「勿忘國恥」。據說外國人譏笑我們是「一盤散沙」，而且只有「五分鐘的熱度」，所以我們發售這種印花以激勵自己。我那個時候是一個狂熱的愛國主義者。後來我相信了無政府主義，但愛國主義始終丟不掉，因為我是一個中國人，一直受到各種的歧視和欺凌，我感到不平，我的命運始終跟我的祖國分不開。

然而有一點我應當承認：我當時貼了印花，我記住了國恥紀念日，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和五月九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提出企圖滅亡中國的條約「二十一條」，五月七日提出最後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凱表示接受。因此當時有兩個國恥紀念日），但過了一個時期我就把「印花」的事忘得乾乾淨淨，偶爾想起來自己也感到難過：難道我真的只有「五分鐘的熱度」嗎？我每自責一次，這個記憶在我的腦子裡就印得更深一些。所謂國恥早已雪盡。今天的青年並不知道「五．七」和「五．九」是怎麼一回事。但是我沒有忘記，而且我不願意做健忘的人。

這一年我身體不好，工作較多，很少時間讀書。但偶爾也翻看了幾篇青年作者的作品，有的寫了他們個人的不幸的遭遇，有的反映了某一段時期的現實生活，有的接觸了一些社會問題……總之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揭露了某一個時期我們社會生活的真實的側面。有人討厭這些作品，稱它們為「傷痕文學」、「暴露文學」，說這些作品「難免使人傷悲」，使人「覺得命運之難測、前途之渺茫」。也有人說：「鬥爭才是主流」，「寫反抗的令人感憤」。我很奇怪，究竟是我在做夢，還是別人在做夢？難道那十一年中間我自己的經歷全是虛假？難道文藝界遭受到的那一場浩劫只是幻景？「四人幫」垮臺才只三年，就有人不高興別人控訴他們的罪惡和毒害。這不是健忘又是什麼！我們背後一大片垃圾還在散發惡臭、染污空氣，就毫不在乎地丟開它、一味叫嚷「向前看」！好些人滿身傷口，難道不讓他們敷藥裹傷？

「忘記！忘記！」你們喊吧，這難忘的十一年是沒有人能夠忘記的。讓下一代人給它下結論、寫歷史也好。一定有人做這個工作。但為什麼我們不可以給他們留一點真實材料呢？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把個人的遭遇如實地寫下來呢？難道為了向前進，為了向前看，我們就應當忘記過去的傷痛？就應當讓我們的傷口化膿？

我們應當向前看，而且我們是在向前看。我們應當向前進，而且我們是在向前進。然而中華民族絕不是健忘的民族，絕不會忘記那十一年中間發生的事情。

八月六日

二十九、紀念雪峰

最近香港報上刊出了雪峰舊作詩八首在北京《詩刊》上重新發表的消息，從這裡我看出香港讀者對雪峰的懷念。我想起了一些關於雪峰的事情。

我去巴黎的前幾天，住在北京的和平賓館裡，有一天傍晚雪峰的女兒來看我，談起五月初為雪峰開追悼會的事，我說我沒法趕回來參加，我想寫一篇文章談談這位亡友。雪峰的女兒我過去似乎沒有見過，她講話不多，是個沉靜、質樸的人。雪峰去世後不久，他的愛人也病故了，就剩下這兄妹兩個，他們的情況我完全不瞭解，但是我有這樣一個印象：他們堅強地生活著。

雪峰的追悼會一九七六年在八寶山開過一次。據說姚文元有過「批示」不得在會上致悼詞。姚文元當時是「長官」嘛，他講了話，就得照辦。那算是什麼追悼會！冤案未昭雪，錯案未改正，問題似乎解決了，卻又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出頭。只有這一次要開的追悼會才是死者在九泉等待的那一種追悼會：伸張正義，推倒一切誣陷、不實之詞。我在這裡說「要開」，因為追悼會並沒有在五月裡舉行，據說也許會推遲到召開第四次全國文代大會的日子，因為那個時候，雪峰的朋友們都可能來京參加，人多總比人少好。

我認識雪峰較晚，一九三六年年底我才第一次看見他。在這之前一九二二年《湖畔》詩集出版時我是它的愛讀者。一九二八年年底我第一次從法國回來住在上海，又知道他參加了共產黨，翻譯過文藝理論的書，同魯迅先生較熟。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忽然聽見河清（黃源）說雪峰從陝北到了上海。這年魯迅先生逝世，我參加了先生的治喪辦事處的工作，對治喪委員會某些辦法不大滿意，偶爾向河清發一兩句牢騷，河清說這是雪峰同意的，他代表黨的意見。我並未讀過雪峰翻譯的書，但是我知道魯迅先生尊重黨，也聽說先生對雪峰有好感，因此就不講什麼了。治喪處工作結束以後，有一天魯彥來通知要我到他家裡吃晚飯，說還約了雪峰。他告訴我魯迅先生答徐懋庸文最初是由雪峰起草的。我並不懷疑這個說法。先生的文章發表在孟十還主編的《作家》月刊上，在排印的時候，我聽見孟十還談起，就趕到科學印刷所去，讀了正在排版中的文章，是許廣平同志的手抄稿，上面還有魯迅先生親筆修改的手跡，關於我的那句話就是先生增補上去的。

我在魯彥家吃飯的時候見到了雪峰。我們談得融洽。奇怪的是他並未擺出理論家的架子，我也只把他看做一個普通朋友，並未肅然起敬。他也曾提起答徐文，說是他自動地起草的，為了照顧先生的身體，可是先生改得不少。關於那篇文章他也只談了幾句。其他的，我想不起來、記不下來了。我們海闊天空，無所不談，每次見面，都是這樣，總的說來離不了四個字：「互相信任」。我還記得一九四四年到四五年我住在重慶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雪峰住在斜對面的作家書屋，他常常到我這裡來。有一夜章靳以和馬宗融要搭船回北碚復旦大學，天明前上船，準備在我這裡烤火、喝茶、擺龍門陣，談一個晚上。我們已經有過這樣的經驗了，雪峰走過出版社，進來看我，聽說我們又要坐談通宵，他就留下來，同我們閒談到天將發白、靳以和宗融動身上船的時候。現在要是「勒令」我「交代」這一晚我們究竟談些什麼，我一句也講不出，可是當時我們的確談得十分起勁。

見第一面我就認為雪峰是個耿直、真誠、善良的人，我始終尊敬他，但有時我也會因為他缺乏冷靜、容易衝動感到惋惜。我們兩個對人生、對藝術的見解並不一定相同，可是他認為我是在認真地搞創作；我呢，我認為他是個平易近人的好黨員。一九三七年我是這樣看法，一九四四年我是這樣看法，一九四九年我也是這樣看法，一九五幾年我也是這樣看法。有一次在一個小會上，我看見他動了感情，有人反映今天的青年看不懂魯迅先生的文章，可能認為已經過時，雪峰因此十分激動，我有點替他擔心。解放後他有一次從北京回來，說某同志托他找我去擔任一家即將成立的出版社的社長，我說我不會辦事，請他代我辭謝。他看我意思堅決，就告訴我倘使我不肯去，他就得出來挑那副擔子。我勸他也不要答應，我說事情難辦，我想的是他太書生氣，耿直而易動感情。但他只是笑笑，就回京開始了工作。他是黨員，他不能放棄自己的職責。他一直辛勤地幹著，事業不斷地在發展，儘管他有時也受到批評，有時也很激動，但他始終認真負責地幹下去。他還是和平時一樣，沒有黨員的架子，可是我注意到他十分珍惜「共產黨員」這個稱號。誰也沒有想到一九五七年他會給奪去這個稱號，而且一直到死他沒有能看到他回到黨裡的心願成為現實。

錯誤終於改正，沉冤終於昭雪，可是二十二年已經過去，雪峰早已一無所知了。但我們還活著。我真願意忘記過去。可是我偏偏忘不了一九五七年的事情。反右運動已經開始，全國人大會剛剛結束，我回上海之前一個下午跟雪峰通了電話，到他家裡去看他。當時的氣氛對他是不利的，可是我一點也感覺不出來，我毫無拘束地同他交談，還對反右運動提出一些疑問，他心平氣和地向我解釋了一番。他慇勤地留我一起出去吃飯。我們是在新僑飯店樓下的大同酒家吃的飯。雪峰雖然做主人，卻拿著菜單毫無辦法，這說明他平日很少進館子。他那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在重慶時就傳開了。吃過飯他還依依不捨地拉著我同他夫婦在附近閒走了一會。現在回想起來，他當時可能已經成為批判的對象，自己已預感到大禍即將臨頭了。

我回到上海，過一兩個月再去北京出席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的最後一次大會。我還記得大會是在首都劇場舉行的。那天我進了會場，池子裡已經坐了不少的人，雪峰埋下頭坐在前排的邊上。我想不通他怎麼會是右派。但是我也上了台，和靳以做了聯合發言。這天的大會是批判丁玲、馮雪峰、艾青……給他們戴上右派帽子的大會。我們也重複著別人的話，批判了丁玲的「一本書主義」、雪峰的「凌駕在黨之上」、艾青的「上下串連」等等、等等。我並不像某些人那樣「一貫正確」，我只是跟在別人後面丟石塊。我相信別人，同時也想保全自己。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前講過：「今天誰被揭露，誰受到批判，就沒有人敢站出來，仗義執言，替他辯護。」倘使有人揭發，單憑這句話我就可能給打成右派。這二十二年來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話，它好像針一樣常常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責備我自己。我走慣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聽見大喝一聲，回頭一看，那麼多的冤魂在後面「徘徊」。我怎麼向自己交代呢？

這以後我還見過雪峰多次，不過再也沒有同他長談的機會了。他的外貌改變不大，可是換了工作單位，也換了住處。他給戴上帽子，又給摘了帽子；他勞動過，又在寫作。然後浩劫一來，大家都變成了牛鬼。在什麼戰鬥小報上似乎他又給戴上了「叛徒」的帽子，我呢，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造反派」早已印發專書封我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死敵」，而且我在「四人幫」的掌握中一直與世隔絕。一九七二年我愛人病危，我才從五．七幹校遷回上海。第二年七月忽然下來了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和常委馮國柱、金祖敏六個人的決定，我的問題做「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戴反革命帽子，發給生活費」。這是由我們那個組織的「支部書記」當眾宣佈的，沒有任何根據，也拿不出任何的文件，六個人的決定就等於封建皇帝的詔令。他們妄想用這個決定讓我一輩子見不了天日。朋友中誰敢來看望我這個「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呢？我也不願意給別人、也給自己招來麻煩。我更害怕他們再搞什麼陰謀、下什麼毒手。我決定採取自己忘記也讓別人忘記的辦法。我聽說雪峰在幹校種菜，又聽說他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我不聲不響。我聽說雪峰患肺癌進醫院動手術，情況良好，我請人向他致意；我又聽說他除夕再進醫院，我為他擔心；最後聽說他在醫院裡病故，一個朋友來信講起當時的淒涼情景，我沒有發過唁電；後來聽說在北京舉行無悼詞的追悼會，我也不曾送過花圈。我以為我已經走上了「自行消亡」的道路，卻沒有想到今天還能在這裡饒舌。

我還想在這裡講一件事，是關於《魯迅先生紀念集》的事情。這本書可能在一九三七年年初就開始編輯發排了，詳情我並不知道。八．一三全面抗戰爆發，上海成為戰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業務完全停頓，幾個工作人員也陸續散去。有人找出了《魯迅先生紀念集》的校樣，八百多頁，已經全部看過清樣了。這本書可能是吳朗西經手的，但他留在四川，一時回不來。河清（黃源）是《紀念集》的一個編輯，不過他也不清楚當初的打算和辦法。看見沒有人管這件事，我就想抓一下，可是我手邊沒有一個錢，文化生活出版社也沒有錢，怎麼辦？就在這個時候我遇見了雪峰，我同他談起這件事，我說現在離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日近了，最好在這之前把書趕印出來。他鼓勵我這樣做，還說他可以幫忙，問我需要多少錢。我就到承印這本書的科學印刷所去交涉，老實講出我們的困難。最後印刷所同意先收印刷費兩百元，餘款以後陸續付清。我把交涉的結果告訴了雪峰。有天早晨他到我家裡來交給我兩百元，說這是許景宋先生借出來的。於是我就拉著河清一起動起來，河清補寫了《後記》，但等不及看見書印成就因父親患重病給叫回海鹽老家去了。十月十九日下午，上海各界在浦東同鄉會大樓開會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我從印刷所拿到十本剛剛裝訂好的《魯迅先生紀念集》放在許廣平同志的座位前面，雪峰也拿到了一冊。

關於雪峰，還有許多話可說，不過他似乎不喜歡別人多談他，也不喜歡吹噓自己。關於上饒集中營，他留下一個電影劇本；關於魯迅先生，他寫了一本《回憶魯迅》。前些時候刊物上發表了雪峰的遺作，我找來一看，原來是他作為《交代》寫下的什麼東西。我讀了十分難過，再沒有比這更不尊重作者的了。作家陳登科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主張作者應當享有版權，我同意他這個意見，主要的是發表文章必須得到作者的同意。不能說文章一脫稿，作者就無權過問。雪峰長期遭受迫害，沒有能留下他應當留下的東西，因此連一九七二年別人找他談話的記錄也給發表了。總之，一直到現在，雪峰並未受到對他應有的尊重。

八月八日

三十、靳以逝世二十週年

時間好像在飛跑，靳以逝世一轉眼就二十年了。但我總覺得他還活著。

一九三一年我第一次在上海看見他，他還在復旦大學唸書，在同一期的《小說月報》上發表了我們兩人的短篇小說。一九三三年年底在北平文學季刊社我們開始在一起工作。（他在編輯《文學季刊》，我只是在旁邊幫忙看稿，出點主意。）這以後我們或者在一個城市裡，或者隔了千山萬水，從來沒有中斷聯繫，而且我仍然有在一起工作的感覺。他寫文章，編刊物；我也寫文章，編叢書。他寄稿子給我，我也給他的刊物投稿。我們彼此鼓勵，互相關心。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他到重慶，開始在復旦大學授課。他進了教育界，卻不曾放棄文藝工作。二十幾年中間，他連續編輯了十種以上的大型期刊和文藝副刊，寫了長篇小說《前夕》和三十幾本短篇小說和散文集，並為新中國培養了不少優秀的語文教師和青年文學工作者。今天不少有成就的中年作家大都在他那些有獨特風格的刊物上發表過最初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得到他的幫助。那些年我一直注視著他在生活上、在創作上走過的道路，我看見那些深的腳印，他真是跨著大步在前進啊。從個人愛情上的悲歡開始，他在人民的歡樂和祖國的解放中找到自己的幸福，《青的花》的作者終於找到了共產黨，他的精神越來越飽滿，情緒越來越熱烈，到處都聽見他那響亮的、充滿生命和信心的聲音：「你跑吧，你跑得再快再遠，我也要跟著你轉，我們誰也不能落在誰的後邊。」

二十年過去了。他的聲音還是那樣響亮，那樣充滿生命和信心。我閉上眼，他那愉快的笑臉就在我的面前。「怎麼樣？」好像他又在發問。「寫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這就是說，他的聲音、他的笑容、他的語言今天還在給我以鼓勵。

靳以逝世的時候剛剛年過五十，有人說：「他死得太早了。」我想，要是他再活三十年那有多好。我們常常感到惋惜。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和其他幾位老作家在「牛棚」裡也常常談起他，我們卻是這樣說：「靳以幸虧早死，否則他一定受不了。」我每次挨斗受辱之後回到「牛棚」裡，必然想到靳以。「他即使在五九年不病死，現在也會給折磨死的。」我有時這樣想。然而他還是「在劫難逃」，他的墳給挖掉了。幸而骨灰給保存了下來，存放在龍華革命公墓裡。可是我哥哥李林的墓給剷平以後，什麼都沒有了。【註一】

一九五九年靳以逝世後，中國作家協會派人到上海慰問他的家屬，問起有什麼要求，家屬希望早日看到死者的選集或者文集。協會同意了，出版社也答應了，不過把編輯的事務委託給作家協會上海分會辦理。最初聽說要編四冊，後來決定編成上下兩集。《靳以文集》上集已經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印數少，沒有人注意，而且「大寫十三年」的風越刮越猛，即使還沒有點名批判，出這樣的書已經構成了右傾的罪名，再沒有人敢於提起下集的事。於是石沉大海，過了十幾年還不見下集的影子。死者的家屬問原來的編輯人，說是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交出了原稿。出版社呢，還沒有人到出版社去交涉，但回答是料想得到的：「現在紙張缺乏」，或者「不在計劃以內」。不過我想，倘使靳以忽然走運，只要風往這邊一吹，下集馬上就會出來。否則……誰知道靳以是什麼人？已經十幾年沒有印過他的一本書了。

要是靳以死而有知，他會有什麼感想呢？

八月十一日

※※※

【註一】墓是我給他修建的。墓上有一本大理石的書，書上刻上這樣三行字：「我的心在這裡找到了真正的家。」這是從他翻譯的小說《懸崖》（俄國岡查羅夫著）中摘錄下來的，字還是請錢君匋同志寫的。運動一來，連書、連墓、連死者的遺骨都不知弄到哪裡去了。

後記

《隨想錄》第一集收《隨想》三十篇，作為一九七九年的一本集子。以後每年編印一冊，到一九八四年為止。

《隨想錄》是我翻譯亞．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時的副產品。我說過赫爾岑的「這些議論就在當時看也不見得都正確」。而我的「隨想」呢，我可以說：它們都不高明。不過它們都是我現在的真實思想和真摯感情。

古語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過去不懂這句話，今天倒頗欣賞它。我覺得我開始在接近死亡，我願意向讀者們講真話。《隨想錄》其實是我自願寫的真實的「思想匯報」。至於「四害」橫行時期被迫寫下的那些自己咒罵自己的「思想匯報」，讓它們見鬼去吧。

過去我吃夠了「人云亦云」的苦頭，這要怪我自己不肯多動腦筋思考。雖然收在這裡的只是些「隨想」，它們卻都是自己「想過」之後寫出來的，我願意為它們負責。

巴金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在上海

Table of Contents

一部堪稱當代中國最偉大的書

總序

《隨想錄》序

一、談《望鄉》

二、再談《望鄉》

三、多印幾本西方文學名著

四、「結婚」

五、懷念蕭珊

六、「毒草病」

七、「遵命文學」

八、「長官意志」

九、文學的作用

十、把心交給讀者

十一、一顆桃核的喜劇

十二、關於麗尼同志

十三、三次畫像

十四、「五四」運動六十週年

十五、小人、大人、長官

十六、再訪巴黎

十七、．利斯特先生

十八、在尼斯

十九、重來馬賽

二十、里昂

二十一、沙多—吉里

二十二、友誼的海洋

二十三、中國人

二十四、人民友誼的事業

二十五、中島健藏先生

二十六、觀察人

二十七、要不要制定「文藝法」

二十八、絕不會忘記

二十九、紀念雪峰

三十、靳以逝世二十週年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