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多余的话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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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Oxen（老老老牛）2011/7/4制作

内容简介

1935年5月17日到22日，六天之间，瞿秋白写了自传性的《多余的话》，近两万字，分为“何必说”是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和“告别”等七个部分。瞿秋白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十余年间，在国共合作时期，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

瞿秋白“八七会议”，受命于危难之中，主持中央政治局发动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秋收暴动，实行退却中的反攻。但是书生哪是政客的对手，苏共的傀儡王明，一巴掌打倒瞿秋白是永不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藉口他有病丢下不管，但是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能长征到陕北，最后迎来新中国的春天。

瞿秋白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他本该以革命烈士形象结束生命，但是他却残酷的自我剖析，把真实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留给后人去品评是非功过，“愿意接受历史最公开的审判”。作为政党的领袖，在你死我活的内战时期，瞿秋白的坦率可说是幼稚，他写《多余的话》不是政治遗言，而是一首散文诗。

作者简介

瞿秋白（1899.1-1935），江苏常州人，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他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上海大学原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把上大建设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民族振兴输送了一大栋梁之才。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慷慨就义，时年36岁。

序

瞿秋白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

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目录

内容简介

序

历史的误会

脆弱的二元人物

我和马克思主义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文人”

告别

附录

瞿秋白／百科名片

瞿秋白：遗作《多余的话》不是自白而是控诉

瞿秋白与《多余的话》

宋希濂谈瞿秋白被俘就义内情

项英怀疑妻子被捕后出卖瞿秋白愤而杀妻

瞿秋白：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

九雷溪

如何唯美地阅读本书

编书者说

老牛读书　快乐生活

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

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麽热烈了。我就多读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年八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辨“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还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了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麽别的辨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的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又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招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象外间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脱卸什麽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麽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麽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地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麽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我是多麽脆弱，多麽不禁磨练呵！

或者，这不尽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麽？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麽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两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并没有公开地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以致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麽说，我就怎麽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麽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分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致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地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星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麽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

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研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 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麽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的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宾夺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 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一道，作为预备。其它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年），那时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

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越少。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地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理论之中包含着多麽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这些机会主义的成分发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以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的确，到一九三○年，我虽然在国际上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知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反而觉得退步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知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

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议论之后，我会感觉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麽简直想不通；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此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二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尔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麽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

因此，我更不必狂然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岐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地走去，不知会跑到什麽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勇气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在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当我不得不负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更有许多以前的同志在这阶级斗争进一步的关口，自觉或不自觉的离开了革命队伍。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不正确的。武汉分裂以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暴动（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固然，中国的一般革命形势，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是，接着而来的武汉政府中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暴动的举出苏维埃旗帜，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结果，是失败了——就是说没有能够把革命形势重新转变到高涨的阵容，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原本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对；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纠正了这个错误，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自然，武汉时代之后，我们所得到的中国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训：例如革命有一省或几省先胜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国主义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联系着等——都是“六大”所采纳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就在“六大”更明确地规定下来。

但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个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点，也已经潜伏着或者有所表示。不过，同志们都没有发觉这些观点的错误，还没有指出来。我自己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些是错误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讨论农民问题的时侯，才开始暴露我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更无情的揭发……。

此后，就来了立三路线的问题了。

一九二九年底，我还在莫斯科的时侯，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自然，在回国任务之中，最主要的是纠正立三的错误，消灭莫斯科中国同志的派别观念对于国内同志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我什么也没做到。立三的错误在那时——一九三○年夏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茨基的路线，派别观念也使得党内到处压抑莫斯科回国的新干部。而我回来召集的三中全会，以及中央一切处置，都只是零零碎碎地纠正了立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既没有指出立三的路线错误，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及实际工作上保证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点——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逻辑的发展。立三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他表面上认为中国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已经到来，这会推动全世界的成功，其实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和发展苏维埃革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的胜利，就是迅速的败亡，所以要孤注一掷地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在组织上，在实际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论上，在工会运动的方针上，在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等等各种问题上……无往而不错。我在当时却辨别不出来。事后我曾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象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地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于是四中全会后，就决定了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我呢，象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均万担。我第二次回国是一九三○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时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请了长假休息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再想回头来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觉得太迟了。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到这时候方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力气也已经衰惫了。自然，有可能还是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可是接着就是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的光阴。一九三四年一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消闲职务。可是，既然在苏维埃中央担负了一部分的工作，虽然不用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议论和决定，然而要完全不问政治又办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微问一问政治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

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既然无关紧要，就算了吧。

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

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奋斗，为站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例行公事办了些，说“奋斗”是太恭维了。以前几年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责任，都决不应当因此而减轻的；相反，在共产党的观点上来看，这个责任倒是更加加重了。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 ！

（一九三五·五·二十）

“文人”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这是吟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的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正因为他对于当代学术水平以上的各种学问都有少许的常识，所以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对于学术是不会有什么贡献的，对于文艺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实际上是高等游民罢了。假如你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化学技师……真正的作家，你自己会感觉到每天生活的价值，你能够创造或是修补一点什么，只要你愿意。就算你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罢，你可以做错误。你可以坚持你的错误，但是也会认真地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实行。只有文人就没有希望了，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

“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

固然，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但是我是找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没有什么研究的。一些科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也看过一些，虽然很少。所以这些新新旧旧的书对于我，与其说是知识的来源，不如说是清闲的工具。究竟在哪一种学问上，我有点真实的知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的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记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侯，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和三层楼上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当作“客气”或者“狡猾”。

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当一种意见发表之后，看看没有有力的赞助，立刻就怀疑起来；但是，如果没有另外的意见来代替，那就只会照着这个自己也怀疑的意见做去。看见一种不大好的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解，却没有人出来指摘，甚至其势汹汹的大家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来。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性格。

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侯仿佛很激烈，其实我是很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假使我激烈的辩论，那么，不是认为“既然站在布尔塞维克的队伍里就不应当调和”，因此勉强着自己，就是没有抛开“体面”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或者是对方的话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致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在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来。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到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

为什么？因为青年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一点游戏和做事的兴总会有的。即时不是你自己的事，当你把他做好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一时的愉快。譬如你有点小聪明，你会摆好几幅“七巧版图”或者“益智图”，你当时一定觉得痛快，正象在中学校的时候，你算出几个代数难题似的，虽然你并不预备做数学家。

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这里，甚至完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惫的时侯，对于政治的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

庞杂而无秩序的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和累赘而反乎自己兴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来，感觉生活的乏味。

本来，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譬如说，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委蛇，一切种种名词、概念、词藻，说是会说的，等到追问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就会感觉到模糊起来。

对于实际生活，总象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

“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要他开口议论一些“国家大事”，在不太复杂和具体的时侯，他也许会。但是，叫他修理一辆汽车，或者配一剂药方，办一个合作社，买一批货物，或者清理一本帐目，再不然，叫他办好一个学校……总之，无论哪一件具体而切实的事情 ，他都会觉得没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带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来是文化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在刚刚着手办教育的时侯，只是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细想 一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战争中工农群众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没有相当的知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 ！

近年来，感觉到这一切种种，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

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地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地亲切地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语言”，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地，我学着比较精细地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地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

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是不是太迟了呢？太迟了！

徒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地用力。书是乱七八糟地看了一些；我相信，也许走进了现代文艺的水平线以上的境界，不致于辨别不出兴趣的高低。我曾经发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都驳杂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时候过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必然的结果。自己写的东西——类似于文艺的东西是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我至多不过是个“读者”。

讲到我仅有的一点具体知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地，极忠实地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在汉字方面每字每句地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实际得多。可惜，恐怕现在这个可能已经“过时”了！

告别

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这窝始终是做不成的。一个平心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你们去算帐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来，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象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清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地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不要开除呢？

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是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地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地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过一点口风。我始终带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

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

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 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

我替他们祝福。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实验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结核者(从一九一九年到现在)，时好时坏，也曾经照过几次Ｘ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见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一张，然后把这躯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状态，那一定可以发见一些什么。这对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虽然我对医学是完全外行，这话说的或许是很可笑的。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Ｑ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一九三五·五·二三）

附录

瞿秋白／百科名片

瞿秋白（1899.1-1935），江苏常州人，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他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上海大学原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把上大建设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民族振兴输送了一大栋梁之才。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慷慨就义，时年36岁。

中文名：瞿双

别名：瞿霜，瞿爽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江苏常州

出生日期：1899年1月

逝世日期：1935年6月18日

职业：革命家，理论宣传家，文学家

毕业院校：北京俄文专修馆

信仰：马克思主义

主要成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之一

翻译《国际歌》

参与建立上海大学，培养大批栋梁

代表作品：《赤都心史》，《饿乡纪程》，《多余的话》

人物生平

瞿秋白（qú qiū bái ）原名瞿双，他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1927年7月～1928年7月，1930年9月～1931年1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1917年春，瞿秋白随同堂兄纯白北上到北京。原本秋白要报考北京大学，但付不起学膳费，参加普通文官考试未被考取，于是考入外交部办的“不要学费又要出身”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1919年5月4日，性格内向的瞿秋白参与了五四运动，加入了李大钊、张嵩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3日参加上街演讲活动，反动当局逮捕了包括瞿秋白在内的一百七十八人，关押于北大法科校舍临时改的拘留所。6月8日迫于各界压力释放全部学生。8月23号，瞿秋白和各地学生代表集聚新华门抗议“马良祸鲁”被警察厅逮捕，8月30号迫于全国爱国运动的压力，释放了全部请愿代表。

1920年8月，瞿秋白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7月6日，是瞿秋白永远难忘的日子，他在安德莱厅见到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并在会间进行了简短的交谈。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节四周年，瞿秋白在莫斯科第三电力劳工工厂参加工人的纪念集会，又一次见到了列宁，并聆听了他的演讲。1921年秋，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瞿秋白作为当时莫斯科仅有的翻译，进入该校任翻译和助教，中国班单独编一班，该班学生有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柯庆施、王一飞、肖劲光等，瞿秋白讲授俄文、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并担任政治理论课翻译。1921年5月由张太雷介绍加入共产党，当时属俄共党组织，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瞿秋白担任他的翻译。1922年12月21日，受陈独秀邀请，离开莫斯科启程回国工作。

1922年陈独秀、瞿秋白等在共产国际四大[1]

于是瞿秋白于1923年1月13号回到北京。1923年2月，瞿秋白部分翻译《论列宁主义基础》。为了更好地传播列宁主义，瞿秋白翻译了斯大林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列宁主义概述》部分，同年4月22日在《新青年》第1号上发表。在此之前，瞿秋白还撰写了许多介绍列宁、共产国际纲领与策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方面的文章。1923年夏，于右任、邓中夏创办上海大学，瞿秋白亦到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也在1923年8月撰写发表了《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为上大的发展制定了宏伟的规划。他们设想把上大办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并着手制定学校章程、整顿师资队伍、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提高教学质量以及建立共产党基层组织等项工作。同时，瞿秋白兼管中共宣传工作，担任季刊《新青年》的主编，同时主编中央的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参加编辑《向导》。

《前锋》创刊号[2]

1923年底，瞿秋白参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的起草 。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政策。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瞿秋白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经常奔波上海广州之间，负责处理两党合作问题。1924年7月，根据孙中山建议，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孙自任主席，瞿秋白当选为5人委员。这一时期，瞿秋白同时还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指导工作。同时还担任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编辑工作。击退国民党右派反共逆流。

1925年1月起，瞿秋白先后在中共的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瞿秋白同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刘少奇等领导了爱国反帝运动。6月4日，瞿秋白负责主编出版了我党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报道上海和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消息。1926春病重住院，抱病写《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一书。

1927年2月7日，自编《瞿秋白论文集》。同月22日，上海工人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瞿秋白赶到拉斐德路暴动指挥所参与领导起义。当晚，出席中央和区党委联席会议，连夜起草《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提交中央特别委员会。2月25日至3月2日，出席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讨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问题，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3月从上海到汉口，负责第五次代表大会事宜。4月11日，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序。4月27日-5月9日，中共五大召开，在第一天陈独秀做中央报告后，第二天瞿秋白便散发《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尖锐的批评了陈独秀等以及共产国际为代表的右倾计划主义错误。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并任政治局常委。

《向导》周报

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指令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被停职，由张国焘临时代理主持中央工作。7月13日，瞿秋白和鲍罗廷秘密前往庐山，一是商讨中共中央的领导改组问题，一是计划武装暴动。下旬瞿秋白回到武汉，参加了7月25日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同意了南昌举事的提案。8月1日，南昌起义终于实现。8月7日，新来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主持召开会议（八七会议），正式将陈独秀（缺席）免职，并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共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的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的近一年期间（1927年7月-1928年5月），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秋收暴动。瞿秋白的领导方式与强势作风的陈独秀不同，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对组织和军事完全放权。但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左”的情绪，形成左倾盲动错误。12月广州起义的失败使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有所觉悟，及时发现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并在1928年3、4月间的临时常委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在实践中基本结束了全国范围内的左倾盲动错误。1928年5月中旬，瞿秋白抵达莫斯科。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罗德镇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六大”之后，瞿秋白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两年时间，实际在国内直接领导中共的是李立三和向忠发。但1927年夏，米夫、王明一伙捏造了“浙江同学会”事件。1929年夏，王明一伙利用联共反右清党运动，掀起中山大学风潮。他们先是举行“十天会议”形成“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王明的带领下喧嚣、起哄、谩骂，使用一切卑鄙手段攻击中共代表团，将右倾和左倾的帽子一切扣到瞿秋白头上，导致秋白的三弟景白的“失踪”。1930年春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瞿秋白被撤销了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携妻子离开苏联回国，8月26日回到上海。在9月底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批判立三冒险主义路线。但由于瞿秋白“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于是1931年1月7日在米夫操纵下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不仅开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瞿秋白也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至此米夫达到了控制中共中央的目的，而野心勃勃的小人王明也一步登天，6月向忠发叛变后成为代理总书记，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由博古（秦邦宪）接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

电影《秋之白华》

此后瞿秋白留在上海养病（肺结核），进行文艺创作和翻译，与茅盾、鲁迅来往结下深厚友谊，领导左翼运动。1934年1月7日，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于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红军决定长征后，瞿秋白虽然几经要求随军长征，但还是被留在即将沦陷的瑞金。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向香港转移途中，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小迳村被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十四团钟绍葵的部队俘获，关入上杭监狱。由于叛徒指认，身份被识破，于5月9日被押解到长汀。在被押期间（5月23日），瞿秋白写下了《多余的话》，表达其由文人从政曲折的心路历程。6月18日晨，写完绝笔诗，神态自若缓步走出囚室，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留下最后的风采。用毕酒菜，从容走向刑场，沿途唱俄文《国际歌》《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达罗汉岭，选一草坡坐下，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三十六岁。

革命影响

二十年代的中国，处于空前的革命高潮中，它向人们展现了一副异常雄伟壮观的历史画卷。中国共产党集合了一大批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如毛泽东、周恩来、彭湃、蔡和森、张太雷、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 、罗亦农、刘少奇、向警予等等，他们犹如璀璨群星，光华夺目，而瞿秋白正是这绚丽群星中耀眼的一颗。他以自己的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奠定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

瞿秋白的哲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史上和中国无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主持作出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6届7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1955年，中共中央将瞿秋白同志的骨灰迁葬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瞿秋白故居，于1982年3月25日由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经中国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于1985年6月18日瞿秋白50周年纪念日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门楼下的金字横匾“瞿秋白同志纪念馆”系邓小平书写。基本陈列《瞿秋白生平事迹展览》在西院,《瞿秋白故居陈列》在东院。并推出《纪念瞿秋白书画展》等专题陈列。编辑出版了《江南一燕》和《瞿秋白研究》（丛刊），编印了《瞿秋白研究信息》，是纪念瞿秋白、学习瞿秋白、宣传瞿秋白、研究瞿秋白的重要基地。

瞿秋白在中共党史上留下6个“第一”

一、他是我国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实况的第一人。

二、他是我国用文艺体裁描写列宁丰采的第一人。

三、他是我国完整译配《国际歌》词曲的第一人。并一直沿用至今。

四、他创作了歌颂中国工农革命的第一首歌曲。1923年，瞿秋白作《赤潮歌》，热情地歌颂了工农革命。

五、他创办了我党第一张日报。1925年6月4日，瞿秋白在上海创办了《热血日报》。他是主办人，也是主要撰稿人。

六、他是系统地给中国读者介绍马列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第一人。

文学造诣

概述

瞿秋白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他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政治著作，1923年6月15日并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瞿秋白作为一个典型的文人参与到政治中去，遭到排挤冷落直至牺牲，这被人们视作一个悲剧。其曲折的心路历程在《多余的话》中有着真诚的表达。根据他临终前的自述，他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瞿秋白绝笔词《卜算子》

与鲁迅的交往

瞿秋白与鲁迅有着很深的交往。瞿秋白曾到鲁迅家中避难，鲁迅把瞿看作知己，曾写过“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一联赠予。瞿秋白也写过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鲁迅的杂文创作作了中肯的评价。瞿秋白被捕后鲁迅曾想方设法委托人营救。瞿被处决后，鲁迅叹息良久，说过：“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并带病编校了瞿的遗著《海上述林》。

文学影响

另外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曾合作制订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在吴玉章的倡导下,“北拉”在延安甚至一度取得了和汉字相当的地位。许多目不识丁的农民通过这套拼音文字脱了盲,不但能读拼音报,还能写简单的信件。这更坚定了语言学家们对新文字的信心。不过,连年战乱，新文字的实验和推广始终没有在全国铺开。

瞿秋白手迹

作品一览

主要作品

《赤都心史》

《饿乡纪程》

《多余的话》

《高尔基创作选集》 1932年 译就

《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 编译[3]

作品欣赏

《江南第一燕》

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卜算子·咏梅》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

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红梅阁》

出其东门外，相将访红梅。

春意枝头闹，雪花满树开。

道人煨古拙，烟湿舞徘徊。

此中有至境，一一入寒杯。

坐久不觉晚，瘦鹤竹边回。

《咏菊》

今岁花开盛，宜栽白玉盆。

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

《哭母诗》

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新泪痕。

饥寒此日无人问，落上灵前爱子身。

遗书节选

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狱中题照）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瞿秋白就义前最后留影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实验用具。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1935年5月23日

家庭背景

瞿秋白祖籍江苏宜兴，1899年1月29日生于江苏省常州府城内东南角的青果巷（今82号）一座名为八桂堂的花园住宅内的天香楼二楼。八桂堂是瞿秋白的叔祖瞿赓甫的住宅，这所住宅内花木繁多，因有八株桂花而得名八桂堂，天香楼也是因沉浸在花木的芬芳之中而得名。瞿家是一个书香门第，世代为官，瞿赓甫当时任湖北布政使。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擅长绘画、剑术、医道，然而生性淡泊，不治家业，寄居叔父家中，经济上依赖在浙江做知县的大哥瞿世琥的接济。母亲金璇，也是官宦之女，精于诗词。她的子女中长大成人的有5子1女，瞿秋白是家中的长子。由于瞿秋白头发上生有双旋，父母为其取名双（或同音字霜、爽）。

瞿秋白故居

辛亥革命后，瞿秋白的伯父瞿世琥弃官闲居杭州，将母亲也接到那里，并停止了对瞿世玮一家的资助。于是瞿秋白家陷入经济困境，被迫搬到城西庙沿汀瞿氏宗祠居住，靠典当、借债度日。1915年冬，因交不起学费，瞿秋白被迫辍学。农历正月初五，母亲金璇服毒自尽。瞿秋白一家人分别投亲靠友，瞿秋白先在杨氏小学教书。1916年年底，瞿秋白得到表舅母的资助，西赴汉口，寄居在京汉铁路局当翻译的堂兄瞿纯白家中，并进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文。

个人情感

第一次爱情

瞿秋白一生有两次爱情。第一个爱人王剑虹（1903-1924.7），四川酉阳人，土家族，是著名作家丁玲在上海大学的挚友，是一位聪慧的时代女性。1923年两人相识、相爱，不到半年即结合。由于两人都有志于革命，并且都热爱文学，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才华，他们婚后的生活充满了诗歌的浪漫和词赋的情趣。遗憾的是，结婚仅7个月，王剑虹就因患肺结核而去世。瞿秋白曾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

第二次爱情

瞿秋白一家

瞿独伊的母亲杨之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当地出名的美人，曾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20岁时，她和浙江有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爱成婚。沈剑龙喜欢诗词、音乐，但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生活引诱，堕落了。此时，杨之华已生下一女，便是“独伊”，意即只生你一个，可见杨之华心中的怨愤。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

瞿秋白当时是社会学系的系主任，他风度翩翩、知识渊博，在师生中声望很高。杨之华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对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杨之华学习努力，又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瞿秋白与她渐渐熟悉起来。瞿秋白还做了她的入党介绍人。然而，当杨之华感觉到两人互有好感时，内心充满矛盾。她选择回避，跑回了萧山母亲家。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示！于是趁放暑假的机会，瞿秋白大胆来到了萧山杨家。

当时沈剑龙也在杨家。不曾想，沈剑龙竟然和瞿秋白一见如故，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面对复杂的感情问题，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各自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又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再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把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就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谈判结果是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二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杨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亲临祝贺。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更有意思的是，沈剑龙送给瞿秋白一张六寸照片——沈剑龙剃光了头，身穿袈裟，手棒一束鲜花，照片上写着“鲜花献佛”四个字，意即他不配杨之华，他把她献给瞿秋白。

有一次刻图章，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瞿独伊说：“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信物，后来伴随母亲度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

曾有人问杨之华，为何瞿秋白牺牲后不再婚，她这样回答：“再没有人比秋白对我更好了。”1955年，经过20年的努力寻找，杨之华终于在福建长汀找到了瞿秋白的骸骨，并运回北京，隆重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瞿秋白之墓”的碑铭。杨之华的心得到了安慰。她怀念、铭记着瞿秋白，直到自己生命终了。

个人影响

瞿秋白的一生，日常事务繁重，但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拼命工作，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许多要作品收入了《瞿秋白选集》、《瞿秋白文集》。他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无论是他英勇献身革命事业的光辉事迹，还是涉及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翻译等众多领域的重要思想，都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评价

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高度赞扬他说：“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简介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这本小册子，是瞿秋白在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前后写的。当时，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他与陈独秀、彭述之在有关革命的领导权、农民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着原则性的分歧意见，他觉得有责任促使这些争论得到正确的解决。因此，他系统地研究了在历次革命运动和重大事件中，党内发生过的争论以及他和陈独秀、彭述之等有有关文章，经过反复考虑，利用夜晚的时间，在一两个星期内，写成了这本小册子。他在这本小册子中明白表示：

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地说出来。我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

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内容

瞿秋白在这本小册子中，从理论到实际系统批判了党内的右倾观点。瞿秋白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种前途：第一，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命毁于一旦，人民仍旧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第二，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命得到胜利，并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第一个前途是否可能的呢？我们实际上早已答复了这个问题：如果无产阶级政党没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战术，这是可能的。”事实上，由于下述两种情况的出现，这种可能性已经急剧增加。一是外部帝国主义的压力和诱惑，“因为帝国主义受革命的怒潮打击时，往往要找做扑灭革命的第二工具（官僚买办阶级是第一工具，但是有时‘太白了’，太显露了）”。二是内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机关中机会主义的妥协政策，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得寸进尺，步步进逼。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非“天然”就有，而是要在斗争中努力夺取。瞿秋白辛辣地写道：“彭述之虽然一口咬定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于似有实无的鬼，实际上却去和这个鬼联合，以备反抗他所认为是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如此说来，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他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联合。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可是和‘鬼’联合，其势便会失去‘人’的联盟——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总之，彭述之虽然口头上高叫‘革命领导权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实际上却是双手拱送领导权于资产阶级。”

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给以极大的重视：“中国无产阶级要领导农民、工匠等小资产阶级，制止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主义之影响，而来革官僚买办阶级的命。”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瞿秋白批评右倾机会主义把领导权拱手送给民族资产阶级。对武装斗争，瞿秋白批评右倾机会主义不愿做军事工作，反对武装工农的错误，他提出，无产阶级应当取得革命军队的领导权，重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发展农民武装和工人武装。

据陆定一回忆：“陈独秀主持会议，他不让代表们讨论瞿秋白的意见。后来瞿秋白也在大会上发言，他还是维护陈独秀的领袖地位，没有点他的名，只是批判彭述之。彭述之也在大会上发言，几乎没有人赞同他的观点，他没有讲多久，就垂头丧气地从讲台上下来了。”

除瞿秋白外，大胆向陈独秀开炮的还有蔡和森和任弼时等人。会上，一共有38位代表签名要求发言。

瞿秋白烈士纪念馆

纪念馆外景

2006年10月17日瞿秋白烈士纪念馆在当年烈士就义的地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长汀正式开馆。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瞿秋白烈士纪念馆就建在烈士就义地——长汀县城西罗汉岭下，占地59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990平方米，于2005年开始筹备。建成后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瞿秋白烈士纪念碑联成一体，集中展示了烈士光辉的一生。

长汀县2005年开始筹建瞿秋白烈士纪念馆，现建成的瞿秋白烈士纪念馆占地580平方米，建筑面积990平方米，分凄凉家世、传播真理、力挽狂澜、一代文豪、奔赴苏区、傲霜雄魂、诸夏怀霜等八个部分，展出瞿秋白烈士一生的光辉事迹，展线全长120米，展出图片200张，书籍50本，实物（复制品）30件，半身雕塑一座及创作画（国画、图画）4幅，并配备放映厅。建成后的瞿秋白烈士纪念馆，与瞿秋白烈士纪念碑、瞿秋白烈士就义地联成一体，游客来到这里，可以瞻仰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和烈士就义地，接受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此外，在他的家乡江苏常州也建有瞿秋白纪念馆，纪念馆位于常州市中心，馆内是他生前曾生活过的地方，有他曾用过的井等，并陈设有他的生前所用衣物、毛笔，以及他的手稿作品、照片等珍贵物品。

参考资料

1 陈独秀瞿秋白影像首次发现 异国尘封近九十载七一前夕在沪确认

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2315/node4411/u21ai515993.html

2 中国书店

http://www.zgsd.net/channel1-p_145741.shtml

3 从书生到领袖

http://wenku.baidu.com/view/c32e0a225901020207409ce8.html

扩展阅读：

1 瞿秋白纪念馆：http://www.eeloves.com/102225

2 瞿秋白：《多余的话》

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E%BF%E7%A7%8B%E7%99%BD

瞿秋白：遗作《多余的话》不是自白而是控诉

凤凰卫视6月20日《风范大国民》节目

马鼎盛：树立世之风范，铸造国之脊梁，欢迎收看《风范大国民》。

瞿秋白在中共“八七会议”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其后近一年期间发生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及秋收起义，那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转折点。瞿秋白两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是中共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也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他准确的翻译了《国际歌》，也是中国最早报道苏联实况的新闻界先驱。

瞿秋白参加中共三大，起草党纲，他第一个系统翻译、介绍马克思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1945年，中共中央决议，瞿秋白为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代表，因为他被捕后写下了《多余的话》，说“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毛泽东认为，瞿秋白和李秀成一样，投降了，变节了。文化大革命初，瞿秋白墓被红卫兵捣毁，1980年，中共中央才为他恢复名誉。瞿秋白36岁的人生有两大贡献，为中国革命，也为中华文化，他在遗文《多余的话》中，自我定位是个书生。

解说：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随后国民党调集数十万兵力，向“中央苏区”进行“全面清剿”。到处都是腥风血雨，一片白色恐怖气氛。但是深患重病的瞿秋白却不能随军长征，而是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

陈铁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瞿秋白是一个公众人物，在国共合作时期，就大革命时期，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他来往在广州和上海之间，和国民党各方面的打交道，他在黄埔军校作演讲，黄埔的将领都晓得这个瞿秋白。就是说，他随时可以被敌人辨识出来，辨认出来，而且又是身患重病的，这样的一个不能够打游击的。他是自己也希望能够跟着队伍走，但是还是把他留下，实际上就是让他听任命运的摆布，实际是听任国民党的围剿大军的摆布，说不好听的话就是借刀杀人。

解说：1934年11月，原属“苏区”的长汀县城、瑞金县城、于都县城、会昌等相继失守。瞿秋白拖着发烧和浮肿的身体，随“留守”人员昼伏夜出，东奔西突。1935年2月下旬，瞿秋白在转移的途中，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关押在福建上杭监狱。负责审讯的国民党军人并不知道，站在面前的就是他们重金悬赏缉拿的共产首领瞿秋白，因此同意他写信给上海的朋友寻求帮助。

陈铁健：他是2月24号就被俘，被俘以后，身份暴露之前，都是严刑拷打，都没有承认，他就说我是医生被红军俘虏了，被红军俘虏，我又跑出来了，结果又被你们俘虏。他说我可以做教员，我可以做医生，希望取保释放。

解说：这一年的5月，鲁迅突然接到一封来至福建的书信，寄信人就是化名林祺祥的瞿秋白，他希望鲁迅把自己被捕的消息通知妻子杨之华。

陈铁健：给鲁迅写信就说我是医生，过去曾经见过一面，现在被国民党军俘虏，需要有一个铺保，然后就可以开释。鲁迅收到这个信以后，就通过周建人，把这个信转交给杨之华。

马鼎盛：“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送给瞿秋白的对联。他们从1931年5月开始文字之交，在翻译苏联文学上合作和通信讨论。1932年夏秋之交，两人见面，之后鲁迅一直借重、扶助和掩护瞿秋白，在写作和左联工作上亲密无间。从1932年开始，只要中共机关被破坏，瞿秋白无家可归，首先想到鲁迅，鲁迅和许广平，也总是把床让给瞿秋白夫妻。这个时候瞿秋白的人头值2万大元，他多次对党内同志说鲁迅，“我是在危难中去他家，他那种亲切与同志式的慰勉，临危不惧的精神，实在感人至深”。

为帮助缺衣少食的瞿秋白，鲁迅不惜卖掉《二心集》的版权，这在鲁迅著作中是唯一例外。《鲁迅全集》当中，有十多篇文章是瞿秋白和鲁迅漫谈之后写成，再经过鲁迅修改，用他的笔名发表。在鲁迅一生中，除早年与二弟周作人合写之外，再难找文笔交融，文思相通的知音。鲁迅营救瞿秋白失败后说，瞿若不死，译《死魂灵》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鲁迅带病校编了瞿的遗著《海上述林》。

解说：就在鲁迅、杨之华等人积极行动的时候，《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由于熟人指认，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暴露了。

陈铁健：到了这个三四月份的时候，国民党军队俘虏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老婆，万永诚的老婆，她供出来说，瞿秋白已经被你们国民党抓到了。于是就查，国民党方面就查，究竟在哪里？这个人在哪里？一直就查到钟绍葵的这个保安团。

解说：1935年5月初，化名林祺祥的瞿秋白被押解到福建长汀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

陈铁健：下面就开始审判，就把原来在苏区教育部，工作过的一个叛徒，叫郑大鹏叫出来当面指认，这样子瞿秋白就承认了。说既然是这样，我过去的写的笔供、口供那就算等于作了一篇小说吧。

解说：三十六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师长宋希濂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瞿秋白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成员，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宋希濂曾经读过瞿秋白的著作，仰慕他的学问，也希望能劝降瞿秋白，以此立功。

陈铁健：宋希濂五月初回来，就和瞿秋白有一次长谈，谈了几个小时。他们从理论一直到将来的出路，来劝瞿秋白，回心转意，跟着国民党来做。瞿秋白跟他理论，说你们三民主义那套理论，我绝对是不看好的，那是个大杂烩，他批孙中山那时候，“大贫小贫”的这个理论，他说这个你们站不住脚的。所以和宋希濂的谈话没有结果，宋希濂只找他长谈这一次，以后就不再谈了。

解说：军统劝降失败，宋希濂的谈话也没成功，到了6月2日，蒋介石密令要处决瞿秋白。陈立夫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马上派出国民党中统局训练科长王杰夫、行动科干事陈建中，并带上福建省党部钱永健，厦门市党部书记朱培璜，抵达长汀，对瞿秋白劝降。

梁衡（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劝降他的其中的一个突破口，企图一个突破口，就想从他的才华上打破，突破他，就说你这么有才，你不想一想，你如果留下来以后，对家人、朋友，对你自己以后还有多少事来做呀？如果你自己觉得不愿意，名声上不好的话，你可以改个名字，隐姓埋名做翻译，国家可以给你一笔很优厚的待遇等等，都是从他的才上来，但是他自己把这些东西都看的无所谓，他说我有我的哲学，我有我的主义。

陈铁健：前后七天就这么谈，白天晚上这样谈，有时候是剑拔弩张的，有时候是笑脸相迎的，软的、硬的都来了。结果他们原来到的时候，是夸下海口的，说军统做不成的事情，我们绝对能够做成，你宋希濂做不成的我们也能做成。宋希濂就劝他，说军统的人没有做成，我劝他也没有劝成，就看你们怎么样了，我估计你们也大概也不一定，结果事实上的结局就是这样的。

解说：这是瞿秋白临刑前的照片，他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背着两手、昂首直立，恬淡闲静之中，流露出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概。

马鼎盛：瞿秋白临刑前写下了（集）唐人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说，瞿秋白向军官扫视了一下，神态自若，缓步从容走出了大门。他坦然的正其衣履，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有现场记者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言道“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

随后，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持香烟，是神色不变，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红军歌》，到达两华里外的罗汉岭刑场之后，选择一处坟墓堆上，盘足而坐，微笑的说“此地很好”，并要求刽子手正面开枪，坦然就义。瞿秋白视死如归，理应名垂青史，但是他在就义前夕写的《多余的话》，却让他长时期背负了“叛徒”的名声。

马鼎盛：1935年5月17日到22日，六天之间，瞿秋白写了自传性的《多余的话》，近两万字，分为“何必说”是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和“告别”等七个部分。瞿秋白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十余年间，在国共合作时期，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

瞿秋白“八七会议”，受命于危难之中，主持中央政治局发动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秋收暴动，实行退却中的反攻。但是书生哪是政客的对手，苏共的傀儡王明，一巴掌打倒瞿秋白是永不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藉口他有病丢下不管，但是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能长征到陕北，最后迎来新中国的春天。

瞿秋白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他本该以革命烈士形象结束生命，但是他却残酷的自我剖析，把真实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留给后人去品评是非功过，“愿意接受历史最公开的审判”。作为政党的领袖，在你死我活的内战时期，瞿秋白的坦率可说是幼稚，他写《多余的话》不是政治遗言，而是一首散文诗。

瞿秋白：“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骤然而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陈铁建：这样的文字，它很特殊，一般人呢不大容易理解，有的呢，甚至像丁玲说的，甚至有些浅薄的人，他会拿有些话作为话柄，加以误解，甚至曲解，所以丁玲的话是不幸而言中，就是这个道理。有的人是没读懂，因为没有瞿秋白这样的经历，不了解共产国际运动和中共党内的这样斗争的残酷性，这种复杂性，不了解这个真相的话，很难理解，怎么会，共产党的领袖写这样一个东西呢？

解说：《多余的话》最早是由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选登了部分内容，其中流露了很多伤感颓唐的情绪，很多人对这份遗书内容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陈铁建：周恩来1964年对毛泽东和陆定一，在人民大会堂谈话的时候，就毛泽东批这个《多余的话》的时候，周恩来说我看过他的真迹，这个是可信的。另外就是丁玲，丁玲说我在延安的时候，人家都说《多余的话》是假的，她说我一看，谁也编不出来，谁也写不出来那种风格的文字。她说我对瞿秋白太熟悉，她和瞿秋白感情很好，也最崇拜瞿秋白，她说没有人能够模仿得了，瞿秋白的这种文字的风格。

解说：尽管这篇《多余的话》，引起了人们甚至战友的疑惑，但是瞿秋白英勇就义的事实，让大家相信这篇遗书，是经过国民党删改过的。

陈铁建：宋希濂后来我问他，我说这个东西你们动过没有？你们动过没有？他说我们那里就没有这种人有这种水平，而且我们也不了解瞿秋白，他经历的这些事情，无法改动，他说改动有什么用？没有用，第一点，对瞿秋白没有任何影响，一看就是他不是投降的。

马鼎盛：瞿秋白自幼家道中落，靠典当，借债度日，他母亲金璇服毒自尽的时候，瞿秋白才16岁，他没有陈独秀、张国焘和王明那样亮丽的学历，他在外交部办俄语专修馆是免费学的俄文。1922年底，他在莫斯科给陈独秀当翻译，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他的竞争心决非政治家的档次。1928年的“六大”闭幕之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尽管他对共产国际几乎是言听计从，但是东方部部长米夫，信任他的爱徒王明一伙，把黑锅让瞿秋白背。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米夫来了上海扶持王明一伙上台，赶瞿秋白出政治局，一个月仅发给17块钱的生活费。陆定一说过，“反对王明路线，比反对其他错误路线更为困难，因为他们有米夫做靠山。当时党对共产国际迷信，以为共产国际相信的王明宗派一定是正确的，他们在马克思主义词句掩护下干错事，当时中国党的理论水平，还不能分辨马列词句中，有的不适合中国国情。王明一伙也反帝反封反资产阶级，主张土地革命，很难看出他们对革命的危害”，所以王明路线，能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

陈铁建：同时他看到了莫斯科的那种清党的情况，那也是残酷，无情、残酷，什么手段都有，明明自己是有理的，但是你不能说我是对的，我只能听从你的决策，你定的罪名我都要全盘接受。所以，到了后期就是，给他任何的罪名他都全盘接受，他说我连想都不想，我不想这些事情了，我也没有任何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思索，我干脆不想了。我实际上已经退出这个队伍了，说我是叛徒也是可以的，实际上是一种无声的控诉，一种抗争，一种抗议。

瞿秋白：“1931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了，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

解说：如果瞿秋白不说这些，那些风云或许早已模糊，他以真诚的态度，勇敢地曝光自己的内心，看起来戏虐轻松，内心的态度其实是悲哀的，他非常明白同时代的人，不会理解和接受这样的真实。

梁衡：那个时代是一个很复杂的时代，他的出身，他的经历，包括党内斗争，王明的左倾，李立三的左倾，陈独秀的右倾，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时代。

陈铁建：他在狱中写这个东西，他不能够指名的骂王明，不能指名的骂莫斯科，骂斯大林，根源是王明，是米夫，是斯大林，是共产国际，是苏联共产党，这个都不能说，为了维护党的形象，维护党的团结，他不能在敌人面前写这些东西，他只能谴责自己，说自己是不够格的，自己有那种文人的积习，有那种绅士的意识，有那种游民的情感。

梁衡：他自己当了共产党的领袖，但是在党内被王明路线排挤，然后呢，长征时候又不带他，被国民党杀害，这也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是时代留给我们的，就包括党内斗争，这种悲剧，包括历史上国民党叛变，对共产党人的屠杀这种悲剧。那么这些悲剧呢，对我们后人来讲，鲁迅讲是一个财富，撕裂开来给人看，它是一个财富。

解说：像瞿秋白这样的重要人物，如果有一点动摇乞降的表示，蒋介石是决不会放过利用他的机会而轻易地杀他的。相反，正是瞿秋白狱中的言行，和《多余的话》中明显地看出他决不会屈膝投降，遂将他处死。

瞿秋白“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梁衡：我觉得研究瞿秋白，抓住他的前提一条，就是说他是英勇就义的，他写的《多余的话》里面，他既没有向国民党摇尾乞怜，他也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告密，然后他就说了些自己内心的实话，这个有什么不对呢？

陈铁建：《多余的话》，已经成为百年的话题，现在大家的认识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他不是叛徒自白书，这个是定了，这是定了，大家是达成共识，就不是叛徒，不是叛徒的自白。但是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自白？从文化上，从心灵上，怎么来理解《多余的话》，它是个百年话题，甚至更长久的这样一个话题。

马鼎盛：瞿秋白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数一数二，他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和政治著作，他在书法、篆刻、京剧、绘画、古玩上都很内行。1922年，瞿秋白重新翻译了《国际歌》歌词，之前《国际歌》三种译文都不准确，也没法歌唱，瞿秋白就一边弹奏风琴，一边吟唱译词。

比如法文“国际”一词，在歌中有8拍，瞿秋白反复推敲后，把法文的“国际”音译成“英德纳雄纳尔”，这种唱法一直沿用到今天。他在被王明排斥出中央之后，短短几年间写出了五百多万字，在狱中他留下了四十一篇《未成稿目录》，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自己只是半吊子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完全是“历史的误会”。

毛泽东于1950年12月31日，为《瞿秋白文集》写序言，肯定“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认为“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但奇怪的是，这篇序言并没有收入书中，30年后，人们重新编辑《瞿秋白文集》的时候，才在档案馆找到毛泽东的序言。

（2009年06月23日 11:43凤凰卫视）

瞿秋白与《多余的话》

杨正辉　张玲

在20世纪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上，瞿秋白作为著名的革命家和知识分子，肩负救亡与启蒙的历史使命，留下了复杂而独特的“长长的影子”。他拥有诸多第一：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第一个系统译介马克思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第一个把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介绍到中国，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多余的人”、一个所谓的“叛徒”。他在临刑前1个月，于福建汀州狱中写下的遗文《多余的话》，其中透露出来的个人际遇感受，与时代洪流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冲突，为我们提供了不断回味和继续言说的话题。

笼罩在英雄头上的阴影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国民党杀害于福建长汀。

对于当时的情形，《申报》作了这样的报道：

十七日，奉中央电令，着将瞿就地枪决。翌日（十八日）晨八时，特务连连长廖祥光即亲至狱中促瞿至中山公园照相，瞿欣然随之。照相毕，廖连长示以命令，瞿领头作豪语：“死是人生最大的休息。”廖连长询以有无遗语留下，瞿答：“余尚有诗一首末录出。”当即复返囚室，取笔书诗一首并序如下：

1935年6月17日，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署仙境。

瞿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秋白绝笔六月十八日

书毕，复步行中山公园，在园中凉亭内饮白干酒一斤，谈笑自如，并唱俄文《国际歌》及《红军歌》……歌毕，始缓步赴刑场，手持烟卷，态度镇静。乃至刑场，盘坐草地上，尚点头微笑。俄顷，砰然一声，饮弹而陨矣……

如此大义凛然的壮举，瞿秋白理应雕刻在历史的英雄碑上。但是，历史的复杂却让他很长时间背负着“叛徒”的罪名。这一切，皆因他在就义前夕写下的《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全文2万余字，总标题后引《诗经·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为题记。正文共列7个标题：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

《多余的话》不同于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也不同于方志敏的《狱中纪实》，不同于陈毅的《梅岭三章》，也不同于《革命烈士诗抄》中的诗。那些作品是向敌人宣战的，《多余的话》则是向内，深挖自己灵魂的。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把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等，都以本来的面目留在2万多字的自白中。这自白，后人读来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扬向上的斗志，而是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因而，刑场上的瞿秋白与《多余的话》的作者瞿秋白，就难以重叠在一起了。

《多余的话》成了笼罩在革命先烈瞿秋白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新中国成立不久，瞿秋白生前的战友冯雪峰主持编辑《瞿秋白文集》。按理说，既然是文集，而瞿秋白又曾经是党的领导人，他的关于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述也应收入，但是，中央却指示：只出版瞿秋白文学方面的论著。理由是他的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著，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很不够。而在动议编辑《瞿秋白文集》时，毛泽东于1950年12月31日为《瞿秋白文集》写了一篇序言。序言肯定“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认为“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篇序言后来并没有收入书中。30年后，人们重新编辑《瞿秋白文集》时，才在档案馆里找到了这篇序言。

20世纪60年代初，历史学界发生了对于《李秀成自述》的争论，戚本禹的一篇“大文”断言，李秀成尽管被捕后被杀，但他写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状。毛泽东以李秀成“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批语支持了戚本禹的观点。于是，有人就想到了瞿秋白《多余的话》，认为其与李秀成一样，“晚节不忠”。

“文革”期间，《多余的话》被看成“一个叛徒的自白书”、“自首叛变的铁证”，瞿秋白被视为“叛徒”。1967年1月19日，瞿秋白母亲金衡玉的墓在常州被砸；2月7日，一群人到八宝山砸碎了瞿秋白墓上的塑像；5月12日，另一群人又来到八宝山，砸了瞿秋白的墓；6月17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召开了“声讨叛徒瞿秋白大会”，会后把瞿秋白的大型塑像从八宝山扫地出门。

文革时期的批判——老牛收集

“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没有忘记瞿秋白。1979年，中央成立专案组复查瞿秋白被捕一案。1980年10月，瞿秋白专案组写出了《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转发，正式为瞿秋白同志平反昭雪。《报告》指出，瞿秋白被捕后“拒绝劝降”，“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的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多余的话》“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从而推翻了以往《多余的话》是其“叛徒铁证”的不实之词。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七卷中，收入了《多余的话》一文。

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多余的话》正如瞿秋白一开始就告诉大家的，它是他“最后的最坦白的话”，“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既没有什么隐晦曲折，也没有什么微言大义，没有什么春秋笔法，更没有什么影射寓意。“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内心的话”，这就是《多余的话》中的一切。

瞿秋白作了哪些“坦白”呢?他的“内心的真相”又是如何的呢?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得清清楚楚。

他说是历史的潮流把他这么一个文人气质很重的人，推到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地位。在五四运动中，是五四运动这股潮流使他“当了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在任《北京晨报》驻莫斯科记者期间，又是以俄为师的历史潮流，使大批青年革命者来到了俄国，促使他成了共产党员，当了陈独秀的翻译。中国大革命的历史潮流，使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成了知名的共产党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又是历史潮流，使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陈独秀不再担任党的领导人），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他“坦白”的是历史的事实，是他内心的话。只有像他这样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人，才能如此“坦白”。

他坦言，他在担任领导工作期间，没有当好党的领导人，犯了很多错误。在担负“直接的政治领导”期间，他犯过盲动主义错误，“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在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期间，他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对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既没有指出立三的错误路线，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以及实际工作上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他说，从他“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后，他“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中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形势实在懒问得”。离开政治舞台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自己觉得已经非常的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考，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

他还说，他即将就义，即将成为烈士，但是请你们别“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很久了”，“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明明作好了就义的充分思想准备，明明下了决心昂首赴义，他却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我不是共产主义的烈士，我对政治早已厌倦，“我只要休息”。

需要指出的是，《多余的话》透露出来的个人际遇感受，与时代洪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冲突，更重要的是，如果联系瞿秋白的一生，特别是他慨然面对死亡的壮举，《多余的话》更显得格格不入。在人们的眼中，像瞿秋白这样的老资格的中共党员，《国际歌》的第一个中文译者，1923年就发表《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的卓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深刻评价鲁迅杂文的巨大价值的人，不可能写《多余的话》这样的文章。拿《多余的话》与作者的其他著作摆在一起对比，人们会吃惊于这里的巨大反差，风格迥异，格调不一，彼此判若两人。其他的作品一片星光灿烂，《多余的话》好像是一个“黑洞”。那么，造成这一巨大反差的原因是什么？要弄清其中的原因，就必须对作者写作时的特殊背景有一番切实的了解。

首先，作者在政治上接二连三地受到排斥打击：1930年6月，瞿秋白被撤销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这是第一次打击；同年9月，他被派回国参加六届三中全会，负责解决立三路线问题，这又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1931年1月参加六届四中全会，被开除政治局委员职务，这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走过的历史不足10周年，还处在幼年时期。瞿秋白平步青云地被推上最高领袖的位置，又过于匆促地被开除出政治局。历史的脚步和角色的转换都来得太快，瞿秋白缺乏足够的历练来应对这些。甚至在他还没能回过神来时，剧变就已降临到他的头上。可以这样说，他连静下心来清理和陈述这一切的机会都未曾获得。因此在《多余的话》中，他想说说这些。

其次，瞿秋白后来到了苏区，安排的是教育人民委员的“清闲职务”。职务清闲对于他并没有什么，他认真努力工作着。在主力红军长征转移时，他以病弱之躯被“左”倾中央领导安排留下来“坚持斗争”。这绝不是组织在照顾他，而恰恰相反，是“王明、博古他们有意把瞿秋白当作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他们“客观上做了借刀杀人的事”。

最后，瞿秋白执笔写《多余的话》时已被国民党俘虏，已暴露身份并认定自己必死无疑。加之，他还是长达15年以上的严重的肺病患者。以瞿秋白这样情感丰富的文化人，在备受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身心俱损，疲惫不堪，写了《多余的话》这样的文字，实在合情合理，毫不足奇。

《多余的话》不过是作者临终之前对于自己不平凡的一生从人生道路到思想气质、到灵魂深处作了一次严肃的总清算。在进行这种自我清算的时候，他表现出非凡的磊落、无畏和真诚。不管那个灵魂是怎样的自轻自贱，《多余的话》之中，并无一字对信仰、同志、事业的亵渎、并无一语李秀成对中堂大人（曾国藩）式的恭维、谄媚、献策和乞怜。他在祝福同志的同时“疲惫和坦白”，他的真诚的自我滑稽感和自曝，是人性伟大而不可遏制的自觉和复苏。

尘沙吹尽始见金

一篇《多余的话》，招致了身后无穷无尽的是非，这是瞿秋白未曾预料到的。曾是瞿秋白密友的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为瞿秋白临终前写下这《多余的话》而深表遗憾。觉得瞿秋白《多余的话》实在是“多余的话”者，决非丁玲一人。如果没有这篇《多余的话》，那瞿秋白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主义者、不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的形象，就要单纯得多、清晰得多和透明得多。然而，如果没有这篇《多余的话》，瞿秋白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也要单调得多、轻巧得多和平淡寡味得多。瞿秋白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文字，但某种意义上，这一篇不算太长的《多余的话》比其他全部文字都更重要。时间已经开始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瞿秋白做出在临死前一吐心曲的决定是极其正确的，他最终以这一篇《多余的话》而真正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和名誉。

瞿秋白从1935年5月17日写起，到5月22日写完，《多余的话》写了整整6天。他这样全心全意写他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当然有他的目的性。他在《多余的话》即将结束时写道：“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也就是说，瞿秋白写他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为的是引起全党同志对改造自己世界观问题的重视。他以自己的一生为例，说明尽管他曾经当过党的领导人，是有名的共产党人，但由于始终未能克服“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因此终于未能成为合格的共产党人。即使曾经当过党的领导人，那也是“历史的误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这就是瞿秋白的“心忧”所在，也是他写作《多余的话》的目的所在。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者，他的理论素养有目共睹，但恰恰是他自己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坦承自己在马克思理论上的“一知半解”，坦承自己有许多“弱者的道德”。他的矛盾和难题其实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共性，比如“政治家与文人”、“马克思主义与绅士意识”、“知识分子的矜持与大众的疏离”等矛盾。时至今日，他所面临的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难题，甚至是时代的难题。他的“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睡，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是一个孤独、萧索的灵魂的反思者对解脱的渴望和回归。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最后的最坦白的话”中只是讲了他自己“过”的一面，但人民大众却无法忘记他入党以后14年所立下的大功。正如杨尚昆在瞿秋白就义50周年纪念会上指出的：在大革命时期，“他同党的其他领导人和党外革命人士一起，努力促进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发展，推动广东国民政府进行以北伐战争为中心的各种革命运动，开创了轰轰烈烈的1925至1927年大革命的崭新局面”。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主持召开八七会议，“这次会议开始把革命从惨重的失败中挽救过来，实现了我党发展过程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会后，秋白同志勇敢地担负起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主持中央工作”，“他同战友们一起，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和振兴革命，开辟革命的新时期，这个功绩是不可埋没的”。瞿秋白被解徐中央领导职务之后，他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他是党内最早认识和高度评价鲁迅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杰出作用的领导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单是凭这三大功绩，已经使瞿秋白在党史上，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永垂不朽了!

瞿秋白写作《多余的话》，头脑十分清醒冷静，态度格外严肃忠诚。这是他在身陷囹圄，明知不久于人世的特殊情况下，抱病执笔，对自己的一生，从出身、教养、经历到思想、世界观、气质及与革命的关系进行严格的自我解剖的一次自我批判，尤其是对自己思想感情的负面阴影作了坦诚的曝光和无情的轰击。自我批评精神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优良的品格。它绵延数千年，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洗涤、积淀成一种深沉的思想意识，一直为中华民族所珍视。春秋时期思想家就倡导“吾一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认为一个人要经常地进行自我批评，检讨自己的不足之处，克服缺点、错误，这样持之以恒，就能够成为一个品格完美的人。瞿秋白就是一位具有自我批评精神的知识分子，一个追求自我不断进入新的更高境界的共产党人。

心底无私天地宽。一个襟怀坦荡的人，才能够有自我批评精神，勇于做自我解剖。这种光明磊落的行为，对于他的生平并无损害，相反只会净化自己的灵魂，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显示出他的高风亮节，获得社会的尊重、人们的敬仰。瞿秋白注重于心灵世界的自我解剖，这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这种自我批评精神是来自革命者的现代社会文明心态，是一种大智若愚的表现。瞿秋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的《多余的话》，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一份遗言，是一个革命家对自己一生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就是在这样一篇“政治遗嘱”中，像他的过去言论和行动一样，一以贯之，仍然充满了自我批评精神。这是一个革命者对自己灵魂的最后的审视，它是非常严肃的，甚至是十分苛刻的。瞿秋白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将成为一份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册，将润泽后代，进入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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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希濂谈瞿秋白被俘就义内情

汪东林

两排上了刺刀的士兵站在院中，瞿秋白在房门口驻足，抬头扫了一眼山坡不远处二楼窗户上低垂的帷幕，那里是宋希濂的办公室，一个月前他曾去过。瞿秋白不可能想到，这时的宋希濂，正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悄悄挑起窗帘的一小角，望着独立院中的瞿秋白和押送他赴刑场的官兵们。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英勇就义。当时，宋希濂是国民党第三十六师中将师长，驻扎长汀，秋白烈士就是由宋部直接审讯并奉蒋介石“就地处决，照相呈验”的命令执行枪决的。这一事实是远在我学生时代就知道的。当我到政协工作不久，初识宋希濂先生时，他的儒者般的外表和风度，使我难以想象，他就是执行蒋介石的手令直接下达命令枪杀瞿秋白的主犯。在“文革”前夕，有关瞿秋白“变节”之事先由上边传出，政协直属组的召集人之一王芸生，建议我作为工作人员，从了解史料出发，得便可个别与宋希濂接触一下，探个究竟。王芸生的话，对我是个鼓励，更激起了我的兴趣，使我不几天后就约宋希濂先生长谈。

宋希濂

头一次谈话的地点在政协机关。准确的时间应是1966年的7月。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向宋希濂提出要求时，他还表示犹豫，说机关运动已经开始，现在谈这些往事不大方便。但经我执意要求，他才勉强答应下来。

“您能先谈谈瞿秋白一开始被捕的情况吗?”我首先发问。

“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得逞，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离苏区北上，仅留下六七千人在闽赣边境地带开展游击活动。蒋介石一方面调兵遣将，组织主要兵力堵截围追西去的红军主力，同时命令汤恩伯留下负责全歼赣闽残留的红军。1935年2—3月间，汤恩伯指挥数万兵力从西南往东北方向不留空隙地截追红军。因兵力众寡悬殊，红军决定化整为零，其中有力量较弱的千余人往东撤离，被我指挥的三十六师在水口附近的部队堵截击溃，俘虏较多；余下三四百人改走上杭方向，也被三十六师指挥的福建保安第十四团截获。我因在战事中负伤住医院治疗，暂离三十六师师部(师部设在福建长汀县城内)。4月下旬，我在医院接蒋介石南京密电，称‘据可靠情报，共匪头目瞿秋白在你部的俘虏群中，务必严密清查’。我立即命令师参谋长向贤矩执行，先在一○八旅方面清查，一个个俘虏均加以细细辨认和盘问，都没有发现线索；又电告保安第十四团，几天后得复电，说俘虏中有个可疑的人，自称林琪祥，上海人，但操苏南口音，面容消瘦，职业医生。我即命令师参谋长亲自前往，速将此人解往长汀师部审问。师参谋长去保安第十四团的次日，即电复经人指认，林琪祥就是瞿秋白，但并未提审瞿确认，他将立即押瞿回师部审定。我接此电后深感事关重大，也立即离开医院，赶返三十六师师部。”

“你们当时是怎样认定林琪祥就是瞿秋白的呢?”

“我回师部的当天，军法处处长吴淞涛就向我作了汇报。他为了在我面前表功，把提审过程讲得有声有色。吴说，他耐着性子反复审问瞿秋白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瞿秋白都不紧不慢地答复叫林琪祥，36岁，上海人，职业医生。吴说他有意长时间静默，静得提审室里五六个人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他甚至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并不时观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见他半合半闭的眼睛，脸孔苍白消瘦，端坐的样子像一个打坐的和尚。吴说，在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后，他突然一转身使劲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声说：‘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民国16年(1927)我在武汉听过你讲演，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你不要冒混了吧!’据吴说，这一突然的逼问，瞿秋白神色有所动，但仍然不紧不慢地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瞿秋白!’吴才使出最后一招，大声一吼：‘来人啦!’进来的是事先在外等候传话的被俘投敌的共军的叛徒，他指着瞿秋白，向吴献媚地说：‘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我说了不算，还有他本人照片可核对。’吴洋洋自得地向我汇报说，至此，这表面像一座佛，内心比狐狸还狡猾的瞿秋白才被迫低下了头，但吴淞涛删略了瞿秋白最后说的几句话，这是另一位在场的部下后来同我讲的。在叛徒当场的指认下，瞿秋白竟坦然一笑，说：既然这样，也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多天来我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类的笔供和口供，就算作一篇小说。瞿秋白当时的心境和精神状态，由这几句话即可见一斑。”

“那么后来瞿秋白的态度又怎样呢?您本人是怎样同他接触，又是怎样审问他的呢?”我紧追不舍地提问，使宋希濂先生为难——这是我的提问脱口而出后的感觉。其实不然，他深思了一会儿，反而露出笑容，爽朗地说：“我真没有想到，你的提问包括内容和层次，都同半年前上头组织派人调查的提问如出一辙。你我如果不是相识的，我会怀疑你也是组织派来调查的。”“这只能说是巧合，虽非英雄却所见略同。”我急忙向他解释，并一再表示我实在太感兴趣，欲罢不能，这段故事太吸引人了。

宋希濂掏出香烟未等一支烟抽完，即对我说：“当时我听完军法处长吴淞涛的汇报后，便命令下属先不要再提审瞿秋白，并批了‘优裕待遇，另辟间室’八个字，首先给瞿秋白改善生活环境和条件。我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出发点自然是我当时的反动立场，想以柔克刚，用软化的办法克敌制胜。但最终目的并未达到，还一连出现我意料之外的情况。比如，我给瞿秋白生活优待，原担心他不会接受，他却二话未说，欣然处之；我看他的神情，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以为我直接出马同他交锋会有所获，不料他外表体弱神伤，心中却有一把利剑，迫使我步步退守；在我谋事不成、功夫白费的这段时间里，他竟埋头写出长篇文章《多余的话》；我估计他会被押往南京审判，由蒋介石直接处置，却不料蒋介石看无计可施已成事实，竟直接下令由我将他就地处决，而瞿秋白对自己生命的结束竟那样泰然处之，大义凛然……所有这一切恐怕不是短时间就能讲完的。我看今天就谈到这里，过些天再抽时间，且听下回分解吧。”

我只能从命，首次谈话到此结束。但出乎意料的是，不几天，北京政法学院的大学生就屡屡登门“请”宋希濂谈瞿秋白之事。

其时，政协机关的运动也在升级，我为与宋希濂首次谈话引起的悬念所驱使，得知北京的大学生正蜂拥而至，心想为什么我不能插一脚，至少把这个传奇式的故事粗线条地听完呢?我经过反复考虑，便决定也登门拜访。

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二次谈话，约两个小时。

宋希濂颇为深沉地说：“你可能不知道大革命时期我在黄埔军校集体加入国民党，又由陈赓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这件事。陈赓是我的湖南湘乡小同乡，他1922年在湖南就加入了共产党；1924年他同我一道领着二十来人从湖南长沙绕道上海到广州投奔国民革命，考入了黄埔军校，一同成为黄埔一期的学生。在1935年4月下旬，在瞿秋白成为我的阶下囚之后，一方面我当时的职位和立场，必须把瞿秋白降服，让他公开投靠到国民党方面，这将是国民党的一次成功，对共产党的一个打击，同时也是我个人对蒋介石的一大功劳；另一方面，瞿秋白的突然出现也自然唤起我对往事的记忆，先前既是国民党党员又是共产党党员的我，对瞿秋白这样的领袖人物曾经崇敬过，仰慕过。我对这些往事的涌现和情感的藕丝，当时是不会向任何人吐露的。但是，正是这些往事情丝的牵绕，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当时肩上的国民党中将的军衔亦即是反动的政治立场，促使我对瞿秋白采取了一些非常的措施。

“第一，在改变生活条件前，我首先去瞿秋白的囚室看了他。我提出好好给他治病，他答复用点药减轻病痛尚可，认真的治疗则完全没有必要了。我说两国开战尚且对战俘伤病员实行人道主义，何况你我都是一国的同胞。他却厉声说，蒋介石1927年靠血腥镇压革命起家，不顾国难当头而发动五次反革命围剿，请问这人道主义又扔到哪里去了?我避开同他争辩国共两党的是非，递烟给他抽，重申来看他是询问他生活和健康上有什么要求，他倒直爽地说，他作为病人，不反对看病吃药；作为半拉子文人，要写东西，需要笔墨纸张书桌；又说他写东西习惯上需要烟酒，但他身无分文，仅有的财物全被保安团的兵搜走了。我当即答复，这些要求均可满足。第二，我退出囚室后即采取生活优待具体措施，随即把参谋长和几位处长叫到跟前，先亮出‘优裕生活，另辟间室’八个大字，然后宣布六条措施：一，另辟一较大的房间，供给纸张笔墨和现有的古书诗词文集，备书桌一张；二，新购白裤褂两身，布鞋一双；三，按三十六师‘官长饭菜’标准供膳，需烟酒时另备；四，每天允许在房间门口的院内散步两次，指定一名副官和军医负责照料，房间门口白天可不设武装看守；五，自师长(指我)以下，一律对瞿秋白称‘先生’；六，禁止使用镣铐和刑罚。我宣布了这六条，我的下属都表示不解，甚至目瞪口呆。我于是解释：以柔克刚是一条古训。对瞿秋白这样声望大、位置高的人，不能像对待平常人那样，要以情感人，亲近他，软化他，才能谈及其他。你们都要理解我作出这个决定的本意，你们认真去执行吧。”

“那么后果如何呢?”我问。

“一开始我的感觉不错。”宋希濂接着说：“生活环境一改变，瞿秋白每天作息有规律，写诗词，刻图章，舞文弄墨，颇有点悠然自得。以至于不久我的部属凡是能接近他的，包括哨兵，都向他讨字要印章，他都有求必应。我存心下命令：其他人一律先不谈政治，头一个同他正面交锋的必须是我!因为在改变生活条件之前，我手下的人已对他作过多次审讯，在保安团时不但带镣铐，还受过刑罚，都没有效果。我自信这一手定会有所进展。就这样过了半个月，下属天天向我报告瞿秋白的情况，把他写的诗词、书法、印章送给我看。一天，我的目光正停留在瞿秋白书写的小楷咏梅词《卜算子》的最后一段上：

花落知春残，

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

应有香如故。

“我正边看边思考着现在瞿秋白的心态，盘算着如何同他交锋，译电员送来南京和东路总指挥部催问瞿秋白情况的电报——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决定次日由我单独提审他——我怎么也没有料到，经过第二天上午三个小时的舌战，竟宣告我的苦心策划完全无效。”

“请您谈得越细越好。”我打断宋的话，要求他。“好，要不是这段时期在不断写材料，许多事情的细节真想不起那么多、那么细呢。”宋希濂说着，自己点上烟，喝口茶，又请我喝水。正在这时，门突然推开，进来一位邻居，我同宋的谈话自然就被打断了。

在经过10年“文革”几起几落之后，笔者才有可能再度登门拜访宋希濂。那时历经磨难的国家民族雨过天晴，每当敲开宋希濂的家门，我的心情与10年前“文革”爆发之初大不一样，宋希濂也一改沉闷的心境，语音爽朗，侃侃而谈。我问得很多、很细，谈论得很长、很实。尽管其时中央还没有正式为瞿秋白烈士平反。一开头宋希濂就欣慰地对我说：

“就在几天前，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派人找我调查，要我撰写简要而明确的证明材料，一是瞿秋白在被捕至被处决期间究竟有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二是瞿秋白在狱中是不是撰写了《多余的话》那篇长文?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了他们，并当场写了证明材料：第一，瞿秋白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有的是充满革命气节的言行；第二，瞿秋白的确写了《多余的话》长文，我当时就看过，印象极深，这篇长文写的是瞿秋白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而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不是国民党方面事后捏造的那样。这两位调查人员极为认真，不追不逼，甚至避免种种提醒的语气，听我讲，由我写，然后逐字逐句看，整整一个下午，是一次严肃而亲切的交谈。他们的礼貌，他们的神色，使我预感到瞿秋白烈士蒙受不白之冤的日子要结束了，平反昭雪的时刻就快来临。”

宋希濂关于调查人员提出上述两个问题的长谈，全部写出则篇幅太长，这里，只择取其重要的两大段，一是当时宋希濂与瞿秋白之间的唯一的一次直接交锋，二是瞿秋白得知要被就地处决的消息直至牺牲前两天的情况。我想把这两大段文字写得细一些，以便读者由此一斑而窥见全豹。

宋希濂与瞿秋白直接交锋

瞿秋白被武装卫兵带进了设在长汀中学里十六师师长办公室，贴身勤务兵送上茶水，退出，屋子里只剩下宋希濂与瞿秋白。

“请用茶。”宋希濂笑脸相迎，说：“瞿先生，这些天我们的陈军医都用了些什么药?你的病情有好转了吧?”

“谢谢。”瞿秋白呷了一口茶水，回答说：“我早已讲过，目前的处境，作为囚犯，我服药只是为了解除点病痛，已用不着作认真的治疗。”

“瞿先生，你太悲观了。坦率地说，我是敬重你的。我在湖南上中学时就拜读过你的文章，那时慕名而不得见。今天在这种场合相见，在我也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我今日虽有军务职责在身，仍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慨……”

“宋先生，你不必往下说了。”瞿秋白打断了宋希濂的话，“我不想判断你讲这些话的用意，但我也可以坦率地说，第一，任何语言改变不了我们今天相对立的位置；第二，我的命运最终并非由你宋先生主宰，你讲这些怕也是多余的吧。”

“瞿先生，我赞赏你快人快语。主宰你命运的是最高当局，委员长本人。但我是这里的最高长官，直接对委员长负责，向最高当局反映情况是我的职责。我希望我们能开诚布公地谈谈。”

“谈什么?你发问吧。重复的话，我不想说。我正在写东西，我的时间不多了。”瞿秋白不耐烦地说。

“你正在写什么，可以谈谈吧。”宋希濂顺水推舟。

“写完后可以公之于众，也会送给你看的。我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回顾往事，剖析自己，让后人全面地了解我，公正地对待历史。但是，这里边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名单，也没有红军的军事情报。如果你今天要问的是这些，那是会白费时间的。”

“我看先不要封口为好，随便谈，说到哪儿算哪儿，好吗?”宋布濂口气缓和下来。

“那么，宋先生，我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吗?”瞿秋白忽然以攻为守。

“听便。”宋希濂满不在乎地点头。

“你说上中学时就读过我的文章，请问你当时对我在文章中所宣传的主张，是赞成还是反对?”瞿秋白抬起他浮肿而苍白的脸，那双充满倦意的目光忽然发亮。

“我曾经相信过你的主张，走了一段弯路。”宋希濂直爽地回答，停顿了一下，然后提高嗓门，说：“但是，眼前的事实证明，你的那套主张在中国行不通。不仅七年前我本人抛弃从前的信仰做得对，就是在今天，我还想奉劝你也做一名三民主义信徒，以发挥你的才华。因为只有孙总理的三民主义，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救民的真理!”

“哈哈!”瞿秋白竟抑制不住笑出声来，“宋先生讲这些大道理，究竟是要同我辩论什么主义是真理，还是要规劝我也随你走同一条路，归顺蒋介石?”

“打开天窗说亮话，两者兼有，出发点是为先生的前途着想。”宋希濂也答复干脆，并为审问顺利进入正题而有点自鸣得意。

“我原本认为，此时此地争论这些问题，未免不合时宜。既然你有雅量让我争辩，我只好奉陪一下。宋先生，恕我再问你，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国共合作，那时你在什么地方?”宋希濂一时搞不清瞿秋白问话的用意，没有马上答复。但他一想到目前自己的身份，就若无其事地回答道：

“那时我刚从长沙奔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那好。”瞿秋白又喝了口茶，紧接着说：“因为你提出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问题，使我想起自己曾经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就在那时，我便粗略地研究过三民主义。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这是毫无疑义的，但通观世界政治潮流，对比各种主义、学说，当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倒像是一盘大杂烩，无所不包，而又缺乏真谛，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可称道的是，孙先生顺乎潮流，合乎民意，果断地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国共两党合作，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学说即新三民主义，在当时的确起着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作用。但时至今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人民，是名副其实的法西斯蒂，还有什么资格谈论三民主义呢?至于共产主义学说，在苏联正在变成现实，在中国也为觉悟了的农工民众所接受，而为蒋介石所深恶痛绝，也可以说是心惊胆颤!要不然，蒋介石何以要运用百万兵力一次又一次地‘围剿’苏区呢?所谓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更是历来各种反共分子都在弹的陈词滥调。好了，我还是那句话，现在争辩这些不合时宜，你我都不必浪费时间了吧!”

瞿秋白滔滔不绝，脸色绯红，起身要走。宋希濂心中恼火，装出若无其事的神色，手指头习惯地弹着桌面，缓慢而冷冷地说：

“请坐下，不必激动!瞿先生，你说完了，我还没讲呢!”

“好吧，我洗耳恭听!”

“瞿先生，共产主义在中国能不能行得通，不是高谈理论，而是要看事实!”宋希濂特别加重了“事实”这个词的语音，接着又说：“请看当今党国政令一统天下，委员长秉承先总理的宗旨，实行三民主义，全国民心归顺，乃大势所趋。共产党自民国16年之后，苦心经营了若干山头，如今已荡然无存。以至于像瞿先生这样的头面人物，也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共产主义如能救中国，何以这样奄奄一息，濒于绝境?你既不愿争论这些，我也就说到此为止。但我想郑重地提醒你的，是别忘了眼下你自己的处境。时至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点有关共党和匪区的有价值的情况，这对你是很不利的!”

“说得好!这最后几句话才是你今天绕着大弯子找我谈话的本意，也是为多日来想完成蒋介石给你任务而使的小手段!”瞿秋白笑着对宋希濂投以冷嘲的目光，“但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诉宋先生，几年来我身患重病，在苏区所做工作甚少，管过一些扫盲识字办学校的事，你不愿意听这些吧?至于其他情况，我早就说过，无可奉告。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决不会放过我的，我从被认定身份之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我唯一的希望，是让我把要写的东西写完，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应该感谢宋先生的是，你在生活、医疗上优待我，使我有条件完成我要做的最后几件事。但是，宋先生，我郑重地告诉你，如果你想借此完成蒋介石交给你的任务，那将一定是徒劳的。好了，纸已戳穿，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宋希濂无言以对。从此，宋希濂再也没有直接出面找瞿秋白进行这种审问谈话。

瞿秋白牺牲前两天内发生的一幕

自宋希濂直接审问之后，对瞿秋白狱中生活优待如常。宋以下，三十六师司令部凡能与瞿秋白接触的官兵，都私下向瞿索要题字和印章，瞿一律求者不拒，予以满足；唯独各种形式的审问、谈话毫无进展。过了一段时间，宋希濂向南京方面汇报：审讯没有突破。紧接着，南京直接派人到长汀提审瞿秋白，反复几个回合，依旧毫无所获。宋希濂这时倒放宽了心：不是我无能，南京派来专人审讯，不是也毫无结果吗?事情至此，宋希濂估计，瞿秋白有可能押送南京处置。出乎他意料的是，至6月16日，突然接到由顶头上司蒋鼎文转发来的蒋介石密电，命令宋希濂对瞿秋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央社和各大报发消息。宋希濂拿着电文，端坐在办公室考虑了半天，然后把参谋长、军法处长、政训处长和陈军医召来，先让他们传阅电报，随后严肃地下达命令：

“委员长作出这个决定，有着重要的考虑。消灭共党已到了关键性的时刻，没有严厉的措施是不行的。无条件地执行命令，是我们军人的神圣职责。根据委员长的命令，我作如下安排：第一，明天(17日)中午，参谋长去瞿秋白房间下达最高当局的命令，宣布后天(18日)上午执行，听取犯人有什么遗言遗物。同时房门和师部大院内外要加岗严密警戒，三天内全体人员一律禁止在师部大院会客，陈军医可在房中陪同犯人，密切注意动向，有情况及时报告。第二，18日中午，军法处长和政训处长到场监督执行，刑前在中山公园备酒菜，执行地点在罗汉岭下，拍照后备棺木埋葬。你们有什么意见补充?”

“执行命令!”参谋长、军法处长、政训处长异口同声，只陈军医没有作出反应。

次日中午，参谋长随陈军医走进瞿秋白的房间，瞿正在聚精会神地给师部的一名卫兵刻图章。瞿秋白头也没有抬，顺口对来人说：“请坐，稍等片刻。”

紧接着，参谋长的勤务兵端进来一大盘酒菜，瞿秋白这才站了起来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参谋长还亲自来作陪。”

“不要客气，瞿先生，随便喝点，请坐，坐。”参谋长边说边招呼瞿秋白对坐。瞿秋白一坐下，发觉陈军医脸色不好，一言不发，立即联想起他一上午未曾露面，预感到有什么重要事情将要发生。参谋长提起酒壶，同瞿秋白一杯又一杯地对喝起来。待双方都有几分酒意，参谋长才张口说：“瞿先生，你住在这儿有一个多月了吧?”“我不记日子。怎么，要送我上路?”瞿秋白放下手中刚举起的筷子。

“是的。”参谋长严肃地说：“好在你多次讲过，从被俘后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现在，南京最高当局来电，命令就地枪决，可以成全你了。师座遵照委员长的电令，决定明天上午执行，让我提前转达给你。你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后事要办，可以直说，我们将视情况而尽力为之。”

瞿秋白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饮了一口酒，铿锵有力地回答道：“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我提议，为你们提前给我送行，干杯!”参谋长和陈军医都没有举杯。参谋长沉着气，面无表情，惶惶然失神的陈军医(陈是瞿秋白在狱中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军官)结结巴巴地说：“瞿……瞿先生，你还……还有么事要办的，尽管说。”

“我一切准备就绪。”瞿秋白响亮地回答：“我唯一的要求，是委托陈军医将我身边的一些遗墨(包括长文《多余的话》)，在我死后寄给一位武汉的朋友，请参谋长报请宋师长照准。”参谋长当场答复：“好说，好说，你写的那些东西对我们没有用，我想宋师长会照准的，请瞿先生放心。”

谈话就此结束。当晚，瞿秋白服安眠药后睡得很沉，陪宿的陈军医却彻夜未眠。6月18日是个大晴天。清早进餐后瞿秋白换上了新洗净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泡上一杯浓茶，点支烟，坐在窗前翻阅着《全唐诗》。金灿灿的霞光投进了门窗。他翻阅，吟读，思索，然后提笔书写起来——

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心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书写至此，军法处长传令催促起程，瞿秋白于是疾笔草书——

方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半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瞿秋白掷笔整衣，昂首走出房门，见阳光洒满院落，两排上了刺刀的士兵站在院中。瞿秋白在房门口驻足，抬头扫了一眼山坡不远处二楼窗户上低垂的帷幕，那里是宋希濂的办公室，一个月前他曾去过。瞿秋白不可能想到，这时的宋希濂，正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悄悄挑起窗帘的一小角，望着独立院中的瞿秋白和押送他赴刑场的官兵们。

昨天下午，参谋长向宋希濂面报时提到，说午间酒后瞿秋白曾说，你们的宋长官在生活上优待我，秋白想诀别时能同他对酒致谢，不知他敢大驾光临否?宋当即打断参谋长的话，冷冰冰地说：“优待他是为了软化他，化敌为友。委员长已决定处置他，我再出面同他喝酒，还成什么体统?”

但是，今日上午宋希濂在办公室听到下边院中的传令声，却情不自禁地挑起窗帘望上一眼。

10时正，军法处长传令出发。瞿秋白昂首走出三十六师大门，脚踩着行进的节拍，轮流高歌俄语、华语“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这时候，沿途的老百姓驻足聆听，注目送行；这时候，阳光铺路，风停树静，只有悲壮的歌声在山城长汀上空回荡……

进了戒备森严、无一游客的中山公园，一桌酒肴已摆在八角亭里。瞿秋白请两位处长对饮，被拒绝了；又找陈军医，说没有来。瞿秋白一摆手，迈步走向八角亭。遵照特务连长的安排，瞿秋白先在亭前拍照。他背手挺胸，两腿分叉，面带笑容，为世人留下了一位革命者最后的丰采。照相后，他背北面南坐定，自斟自饮，旁若无人。酒兴中他又高唱《国际歌》、《红军歌》数遍。默默无语的兵士，他视同送殡的人群；闪闪发亮的刺刀，他看作送葬打幡的竹杆。痛饮多杯后，他又放声歌曰：

“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歌毕，瞿秋白在呆若木鸡的士兵刀枪环护之下，走出中山公园，漫步走向刑场。他手夹香烟，顾盼自如，再一次高歌吟唱，并不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走到罗汉岭下蛇王宫侧的一块草坪上，他盘膝而坐，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正好，开枪吧!”

哨声落，枪声起。时年36岁的瞿秋白饮弹洒血，壮烈牺牲。长空倾诉，山川哭泣，中华大地将永远铭记这可歌可泣的一幕……

细说往事，宋希濂抱愧终生

这里所写的全部事实和情节，均是70年代末宋希濂先生同我的若干次长谈中一一细说，并在事后查阅史实印证过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宋希濂先生说到瞿秋白烈士牺牲前的细节时，他怕我记不准确秋白烈士引用的唐诗集句和绝笔及在临刑前说的那段“小快乐”、“大快乐”、“真快乐”视死如归的壮语，还特地铺纸一段段写出，竟与我后来查证的史料一字不差。而在叙述完最后一段史实之后，他又语气沉重、缓慢而分明地对我说：

“从1927年初至1949年末，我追随蒋介石整整23年，应当说蒋家王朝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也有自己的一份，但使我终生难以忘怀，也是终生愧对祖国和人民的，是瞿秋白烈士牺牲这壮烈的一幕!在我个人，历史上的污点已不能洗去，可庆幸的是我的后半生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走上了新路，回到了祖国和人民的怀抱，我将以新的作为和奉献，去弥补历史上那不可挽回的过失于万一!”

（摘自：《炎黄春秋》2000年第5期）

项英怀疑妻子被捕后出卖瞿秋白愤而杀妻

杨小波　2009年06月30日 14:21凤凰网

1935年2月，按照中央分局书记项英的决定，瞿秋白、何叔衡、张亮、邓子恢等同志，由中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妇女部部长周月林率领，在一个警卫排护送下，向赣粤交界地区转移。就在这次转移行动中，何叔衡牺牲，四个月后，曾经以假身份骗过敌人审讯的瞿秋白、周月林、张亮，也暴露了真实身份。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西部的罗汉岭脚下瞿秋白就义。

炊烟引来敌人众人滚下山坡

1935年2月，苏维埃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留守人员被层层包围。主力红军一时难以营救，只能分批分期突围。当时，瞿秋白身患严重的肺结核，何叔衡年逾六十，张亮（项英的妻子）怀孕六个多月。2月11日，他们一行人与中央妇女部部长周月林会合。几天后，到达长汀县四都，遇到了中共福建省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由他派人护送向永定县境进发。长汀到永定有四五百里路程，并且山高路险，沿途国民党布满了层层碉堡。面对这种险境，他们装扮成贩卖香菇的客商和随行眷属，换上便装，戴着口罩，由警卫排护送至永定县。

黎明时分他们越过汀江到达了水口镇附近的小迳村，便动手做饭。炊烟引起了当地地主“义勇队”的察觉，并将情报报告给了福建地方保安十四团第二大队，敌人从三面包围过来。大家迅速向村子对面的高山转移，但是爬上山顶后却发现无路可退。大家只有抱着头，向山坡下滚去。

瞿秋白冒充学生未现破绽

滚下山坡后，大家走散了。周月林发现瞿秋白落在一个山洼里，正坐在乱草丛中大口喘气。周月林扶起瞿秋白，又发现躺在荒草中的张亮。于是他们三人穿过一片桦树林，潜入了茂密的草丛里，瞿秋白因为虚弱无力，立脚不稳，正巧撞在身旁的小树上。由此惊动了敌人，三人不幸被俘。

在审讯前，瞿秋白要求周月林咬定自己叫陈秀英，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让张亮改名为周莲玉，佯装是香菇商行的老板娘。而他自己则叫林祺祥，原系上海大学学生，后至同济大学学医，因为有病去上杭疗养，途中被红军抓去。翌日审讯时，敌人没从口供中发现破绽，便将他们押往上杭县保安14团团部。

战斗结束，国民党福建地方保安十四团特务连代理连长曾起等人发现了中枪负伤的何叔衡，他们想搜他的身，不料重伤未死的何叔衡将曾起的脚抱住，传令兵便打了他一枪，接着曾起也打了一枪。

按当时国民党福建省的规定，如果俘获三名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可得奖金四万五千元，由于曾起打死了何叔衡，所以只得到三万元，有人说：“被曾起打掉了一万五千元。”

身份暴露瞿秋白遇难

1935年3月9日，瞿秋白以“林祺祥”的名字写信寄往上海，通过周建人转给鲁迅、杨之华，要他们设法营救，因为有两个地下党员张亮和周月林暴露了身份，殃及了瞿秋白。但他拒绝了国民党的劝降，蒋介石下了“瞿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的密令。负责看押的国民党36师决定6月18日执行。

17日晚，师长宋希濂特意让参谋长向贤矩提前告诉瞿秋白，瞿秋白听完之后这样说道：“我早就等着这一天，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

第二天清晨，瞿秋白起床后，自己换上了洗净的黑短褂、白中裤、黑袜、黑布鞋。梳洗后，静静地坐在桌前，点上烟，喝着茶，翻阅着唐诗，吟读、思索、挥毫，写下“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的绝命诗。整8时，36师特务连连长廖祥光进屋说：“恭贺瞿先生，今天是个好日子。”接着出示了蒋介石的“枪决令”。瞿秋白没有停笔，把诗写完后，附上跋后，起身跟着廖祥光步行到长汀中山公园拍照。他信步行至八角亭前，已见亭中放着酒菜四碟，白酒一瓶，然后他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酒喝到一半，瞿秋白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酒喝完，他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执香烟，神色自若，沿途用俄语唱着他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和《红军歌》。到了罗汉岭下，他自己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回头看了看行刑者说：“此地甚好。”接着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从容就义。（摘自《新闻午报》）

瞿秋白的牺牲在党内引起巨大的悲痛，同时让人们疑惑:瞿秋白被捕后的头两个月，并没有暴露身份，后来是谁出卖了他牽当时与瞿秋白一同突围的4个人，何叔衡当场牺牲，邓子恢突出敌人包围后，很快找到了游击队，不存在嫌疑。只有张亮与周月林这两位女同志，她们与瞿秋白一道被俘，一起关押。两个多月后，瞿秋白的身份被敌人知悉，屡次劝降不成后由蒋介石下令杀害。而张亮与周月林在关押3年后被释放。瞿秋白是被这两个女人出卖的。

不但一般人认为，就是张亮的丈夫项英，也这样认定，因而在怒不可遏的情况下，一枪击毙了自己的妻子。1938年5月，被保释出狱的张亮，经过一番颇为艰难的跋涉，辗转来到了皖南泾县的新四军军部，找到了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面对分别3年多的妻子项英语气严厉地说:“你说，瞿秋白同志是怎样死的牽是不是你和那个周月林干的牽”张亮感到受了莫大的冤屈，气急之下有些结巴地回道:“怎、怎么可能牽我、我……”怒气填胸的项英，看见张亮这副紧张失措的模样，心头的疑惑似乎得到证实，他拔出手枪推弹上膛，将满身行尘的张亮击倒在地。项英杀妻一事，当时并未受到追究。张亮就这么死在丈夫的枪口下，而且背着“可耻叛徒”的黑锅沉冤于世。

女部长以“叛徒”之名被捕

1955 年6月18日，瞿秋白的遗骸从长汀罗汉岭的盘龙冈取出，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向中央要求缉拿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有关部门很快成立了专案小组。因为张亮1938 年在皖南被项英击毙，专案小组把目光对准周月林。周月林1922 年曾被党组织派往苏联海参崴党校学习，1931 年9月回国来到瑞金，几年后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妇女部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周月林的丈夫留下来协助项英、陈毅的工作，周月林也随同留下来。主力红军前脚离开中央苏区，敌军就从四面八方向苏区腹地推进。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留下来的16000 余人，被敌人层层围困。中央分局决定派出一个警卫排，护送患肺病的瞿秋白和年过60的何叔衡离开瑞金，突围出去。同行的还有邓子恢，已经怀孕的项英之妻张亮和周月林。8天之后，这支小队伍到达长汀县四都，在汤屋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由他派人护送向永定县境进发。行至梅坑，被敌人发现包围。何叔衡牺牲、邓子恢突走，瞿秋白与张亮、周月林同时被俘。1955 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上级命令，迅速将周月林逮捕。被关押了10年后，直到1965 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正式刑事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罪名，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鉴于“罪行重大”，她刑满后继续被关押在狱。

谁是真正的叛徒

几十年来，周月林一直思索:到底是谁暴露了“林祺祥”的真实身份。1935 年2月17日，周月林等人偕同瞿秋白在汤屋碰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万永诚让瞿秋白等人扮成被俘的红军，由穿上国民党军服的军区特务连一个排，“押送”着走出了敌人的封锁线。2月21日，他们进入了上杭县的梅坑。半夜村口忽然响起了枪声，排长传令战士们截住敌人，要瞿秋白等人赶紧向村后的山上撤。瞿秋白等人登上这座山头，才知道陷入了绝境。望着背面陡峭的山势，不知谁喊了一句“滚下去吧”，人们没有犹豫，都双手抱头地朝山下滚去。滚到了山脚下的周月林，张目四望寻找伙伴，看见了跌坐在乱草中的瞿秋白。两人走不多远，又发现了张亮。3人走下山脚，打算在草丛中隐藏起来，却被抄过来的敌人抓住。3个人偷偷地商议了应对敌人审讯的办法。周月林假称叫陈秀英，是被红军抓去当护士的。张亮则自称周莲玉，是香菇商行的老板娘，瞿秋白叫林祺祥，有病来上杭疗养，被红军抓去不到一个月。

翌日上午，敌人在营部对他们加以审问，3人按照商议好的应对，没有露出破绽，敌人只对他们加以一般的关押。3月9日，瞿秋白以“林祺祥”的名字写信寄往上海，通过周建人转给鲁迅、杨之华，要他们设法营救。时上杭县城有个姓赵的糖果店老板新近丧偶，看中了张亮的人品，也不嫌她怀有身孕，欲娶为妻室，便花钱将张亮保释出来。周月林也逢上了一个机会，因她自供给红军当过护士，恰好有一个李营长的堂弟媳妇将要分娩，周便被保出去护理产妇。想不到两个月后，她们又同时被敌人抓到上杭监狱，直到审讯的时候她们才得知，敌人已发现了瞿秋白的身份，将他转押长汀国民党军三十六师师部了。其实真正出卖瞿秋自的是另一个女人——万永诚的妻子徐氏。

2月21日，瞿秋白等人遇到万永诚，徐氏知道其中有瞿秋白。4月10日，万永诚指挥人们在山里与敌周旋，坚持了两天，最后在战斗中牺牲，万妻被俘，熬不过酷刑，供出了瞿秋白曾在汤屋住了两晚，然后向上杭水田镇赶去的情况。敌人根据徐氏提供的情况，不费力地从被俘人员中找到了有气质特征的瞿秋白，为进一步证实，又让被俘的、曾当过收发员的郑大鹏在暗处指认，证实“林祺祥”确系共产党的前“魁首”瞿秋白。张亮、周月林与瞿秋白同行，敌人判断她们也非一般人，遂对重新收监的张、周二人加以严审。最后，上杭国民党当局以“共匪坚定分子”的罪名，对张亮、周月林各判处10年徒刑。

沉冤终于昭雪

在国民党龙岩监狱中，周月林为张亮接生了一个男孩，两人带着这个孩子，在铁窗里艰难地熬过了3个春秋。1938 年5月的一天，周月林突然得到通知，有人保释她和张亮出狱。原来，周月林丈夫的故人陈士明，时在闽西龙岩国民党党部担任要职。他利用国共业已合作、保释共产党人方便得多的有利时机，疏通关系，将周月林、张亮两人保释出狱，并资助她俩离开闽南。出狱的周月林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党的组织。可是过去的老关系早已中断，茫茫人海中她无法寻觅，迫于生计，周月林嫁给了一个贫穷的船工。周月林过着平凡的生活，命运却洞开了厄难的大门，1955 年8月24日，一副锃亮的手铐戴到了她的手上。20多年的服刑生涯，并没有使周月林精神崩溃。她在劳改农场提出了不知道多少次的申诉。

有关部门根据申诉进行了认真核查。结果，在国民党当年的一张报纸上，发现了“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这一发现与党史部门新近掌握的郑大鹏暗中指认的资料结合起来，形成了有力证据，推翻了原来的“两个女人出卖瞿秋白”之说。至此，事件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出卖瞿秋白的叛徒首先是万永诚的妻子，再一个就是郑大鹏。1979 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对周月林的原判，予以无罪释放。1980 年3月，山西省委组织部给周月林落实政策，按1925 年参加革命给她办理了离休手续。

（摘自《各界》，作者：杨小波）

瞿秋白：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

所谓“不得不走”，是指1934年的年初，瞿秋白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江西瑞金“苏区”；所谓“不得不留”，是指1934年10月，瞿秋白不得不留在“苏区”，而不能随红军“长征”。瞿秋白因了这1934年的不得不走与不得不留，才有了1935年的被捕与被杀。

不得不走

博古中央为何一定要让瞿秋白从上海到“苏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牵涉到王明、博古们为何能扳倒瞿秋白，夺取中共最高权力。王明1904年生，小瞿秋白五岁；博古1907年生，小瞿秋白八岁。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大，但在中共的代际上，瞿秋白与他们却实在是两代人。当瞿秋白在莫斯科与他们相遇时，在“革命资历”上，他们只能算是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若无强有力的支持，凭他们个人的能力，是不可能扳倒瞿秋白的。直接教唆和支持他们的，是米夫，而米夫的背后，则是共产国际，说得更直白些，是斯大林。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留下来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样，米夫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两人就有了一种日常性的接触。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而瞿秋白也不会真心佩服这个中国问题上的“洋专家”，这当然会令米夫时有不快。有一件事庶几可证明瞿秋白的书生气:在忍无可忍时，瞿秋白曾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

撤换米夫的请求，当然只能徒然增加米夫对瞿秋白的仇视。米夫除了直接打击瞿秋白外，更要“以华制华”，而他选中的就是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

在政治上让瞿秋白出局，这比较容易，开一个会，就能解决问题。但要在思想和理论上彻底清除瞿秋白长期以来产生的影响，就不是开几次会能做到的。这需要较为长期的批判和迫害，尤其需要在政治上予以闲置和抛弃。

本来，米夫、王明们把瞿秋白从政治上踢出局后，就希望他从此销声匿迹，但瞿秋白仍然坚持发言。从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出局，到1934年1月被迫离开上海，这三年的时间里，瞿秋白在党内党外的刊物上，不断发表谈论政治问题的文章。

1933年9月22日，博古中央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批判，同时做出了令瞿秋白离沪赴赣的决定——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

不得不留

尽管瞿秋白极其不愿意离开上海，但博古中央既然有命令，他就不得不执行。

1934年10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当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成了最高决策机构，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由“三人团”决定。瞿秋白虽然早不是什么高级干部，然而，他的去留问题，无疑是博古非常关心的。其时，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博古当然不会同意瞿秋白走。“延安整风”时期，张闻天有这样的回忆:“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血常咯，热不止则风难禁——这就是当时的瞿秋白。这样的瞿秋白，留下，则如鼎鱼幕燕，生之可能性十分渺茫。时任“经济委员会副部长”的吴亮平（又名吴黎平）回忆说，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会议上，毛泽东宣读了“部级干部”随军转移的名单，其中没有瞿秋白，瞿秋白同志去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

吴黎平又回忆说:

……中央局决定不让瞿秋白同志（当时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长）跟红军走。听到这事以后，我心里很难受。一方面向毛泽东同志说:“这怎么成﹖秋白同志这样一个有名的老同志难道能够不管，要他听任命运摆布﹖”请求毛泽东同志给中央局说说。毛泽东同志说，他也很同情秋白同志。他曾说过，但他的话不顶事。另一方面，我向张闻天同志提出了同样的请求。闻天同志说:这是集体商量决定的，他一个人不好改变。秋白同志自己听到了这决定，精神上甚为不安。我请秋白同志到家里吃饭，这次秋白同志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他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这是我和秋白同志的最后会面，不料竟成永诀。

不得不死

1934年11月，原属“苏区”的长汀县城、瑞金县城、于都县城、会昌等相继失守。瞿秋白拖着发烧、咯血和浮肿的身体，随“留守”人员昼伏夜出、东奔西突。1935年2月下旬，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捕获。瞿秋白先是被囚在上杭监狱，后被押解至驻长汀的36师师部。被捕之初，瞿秋白伪称名叫林琪祥，赴闽访友，“不幸被匪掳去”。5月上旬，身份暴露。6月2日，蒋介石发来密电令，“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6月18日，瞿秋白被36师“就地枪决”。

瞿秋白是被王明团伙把持的中共所抛弃的人。共产党既然不要这个人了，国民党又何必杀他呢﹖但1935年的蒋介石，下令杀了瞿秋白，自有其不得不杀的理由。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动，标志着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开始。而这一开始，就与瞿秋白有很大关系。就在此前不久，瞿秋白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六大常委之一。在南昌举行暴动，正是在常委会上讨论决策的。在这一事件上，瞿秋白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数日后的“八七会议”上，瞿秋白则成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袖。从这时开始，瞿秋白策划指挥了在各地的一系列武装暴动。

1931年6月，中共第三任领袖向忠发被捕。虽然被捕后立即叛变，但蒋介石还是下令立即“就地枪决”。蒋介石对瞿秋白的处置不同于向忠发，国民党对瞿秋白，有一个堪称漫长的劝降过程。只要瞿秋白肯明确地表示“悔意”，只要瞿秋白肯公开声明脱离中共，即可免死。国民党对瞿秋白的劝降，可谓用尽心机，几番派“干员”从南京到长汀。从5月上旬身份暴露，到6月2日蒋介石下达枪决令，这二十多天，劝降工作由“军统”进行。“军统”劝降无效，蒋介石才下令杀瞿。枪决令下达后，“中统”头领陈立夫心有不甘，于是便星夜面见蒋介石，请求枪决令暂缓执行，再由“中统”派员往长汀，开始新一轮的劝降。但无论是“军统”的威迫利诱，还是“中统”的巧舌如簧，都不能令瞿秋白越过“底线”——这样，瞿秋白便不得不死了。

摘自《钟山》2008年第3期，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九雷溪

陈舜臣

1

九雷溪是条不可思议的河流。山川险阻壁立千仞处，它是条不折不扣的激流，然而待得流到平原之上，河面骤然变宽时，它又会化做一条清流静静流淌。这样的变化，在九雷溪上不停地展现。中国福建省西北山区的群山环绕之中，散布着数量众多的平原。

激流奔腾之处，河水湍急奔泻的声音便如同闷雷一般。而九雷溪这个名字，也正是因为整条河上有九处这样的激流险峻之处而来。

由宁安出发前往仙营的路上，高见清治曾无数次地远眺过这条九雷溪。原本沿着路旁静静流淌的河水突然转到大山背后，变得再也看不到，只能听到河水潺潺流过的声音。过不多久，甚至就连这声音也彻底消逝了。这是因为河水已经远远偏离了道路所致。然而就在众人都快要忘却了这条河的存在之时，清澈凉爽的水面又会忽然浮现于眼前。尽管九雷溪在展现身姿前，通常都会发出声响提醒人们，但有时在水流较缓的地方，它也会悄无声息地骤然出现。

激流澎湃与舒缓悠扬，在同一条河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它不停地改变着自己的身姿，迎接着各种各样的环境。

眼中望着九雷溪不绝流淌的河水，高见联想起既是抒情诗人同时又是革命家的史铁峰。刚开始时是受东京的杂志社之邀，他才动手把史铁峰的随想翻译成了日语。后来，他又开始接连不断地翻译史铁峰的文章。但此时的他，却已经变成是在主动地进行翻译，其中有些译作已经找到了发表的机会，也有些译作至今依然沉眠于箱底。

“马上就要到仙营了。”

司机高声喊道。

九雷溪缓缓流过，但依然能够听到微微的水声。

“能听到水声啊。”高见说道。

“因为河水在到仙营之前突然变窄。河里的雷神，就是从那里发出雷鸣声的。”

说着，司机拨动了手里的方向盘。

因为道路实在是太难走了，所以司机表现得很不开心。

此时正值1934年的春天。南京的国民政府对江西、福建的红军展开了第五次总攻。蒋介石把这次行动称作是“算总账”，投入了多达百万人的大军。此时，通过《塘沽协定》，国民政府已经与日本达成了妥协，北方的后顾之忧已然解除。

高见所乘的卡车，一路上几乎都在不停地与士兵的队列相遇，军用车辆往来穿梭。在这处距离前线不远的地方，甚至就连风景也带上了一丝兵荒马乱的气息。行军兵士的靴底和往来军车的轮胎，卷起了漫天蒙蒙的沙尘。天空晴朗无垠，然而前方却模糊一片，难以分辨。司机不住地咂舌。

沙尘所象征的能量固然巨大，但是感觉却又是那样地空虚。尽管如此，它却依旧是无可逃避的。

哪怕不过只是想让历史的齿轮稍作运转，也需要消耗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巨大能量。——这句话，曾在史铁峰的某篇文章里出现过。

史铁峰的论文向来观点激进，总让人感觉心中紧紧绷着根弦，而并没有鲁迅那种摊开大手包容一切的感觉。倘若与什么论点相互碰撞的话，要么会把对方彻底撞飞，要么就是被对方给撞到一旁，完全就是一种丝毫不具包容力的、纯粹的战斗性文章。

然而，如果不是正面相撞的论文，而是随意写下的杂文，其中又会蕴含着一种悠然不迫的风格和让人忍俊不禁的幽默感。除此之外，尽管算不上拿手，他也时常会写下一些新诗和旧诗。他的诗中，有这样一首名为《献给兰妹》的作品：

才似玄机侠骨凉，情如李娃合欢妆。冰肌幸得毫端点，恼杀史郎木石肠。

这位兰妹究竟是何许人也？身为译者，高见也曾展开过考证，最终发现此人似乎是史铁峰的情人。而这首诗，也是一首半开玩笑地写给自己情人的诗。

——你的才能有如玄机（唐朝女诗人鱼玄机），且身有侠骨，给人一种英姿飒爽的感觉。与此同时，你又像李娃（唐朝名妓）一样，感情细腻，柔情万种。虽然你白皙的肌肤就如冰一样寒冷刺骨，但幸好笔尖之上沾着墨滴，就算是我这样铁石心肠的人，也不禁为之恼煞。

以上便是这首诗的大意。

对于这第三句中的含意，就连高见也感到困惑不已。从字面上来看，这位名叫兰妹的女性似乎肤色白皙，一眼看上去，应该是个冷若冰霜的美女。

然而在她洁白如璧的肌肤上，似乎有一处黑痣，挽救了全身上下的那种冷若冰霜的感觉——高见便是如此理解的。他甚至还想到，或许这位名叫兰妹的美女对这块如同白璧微瑕般的黑痣十分在意，所以诗中便安慰她说其实这样反而更好。

总而言之，在这首轻松欢快的诗里，透露出了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史铁峰。比起那个革命鼓动者来，高见觉得还是这样一个姿态放松的史铁峰，更令人感觉亲切。

之前高见从未见过史铁峰。毕竟对方是革命党的头目，没那么轻易就能见到。近些年来，不时会听传闻说，他因痼疾肺病发作而卧病在床。打很久以前起，高见便一直想见一见史铁峰。身为他作品的译者，他的这种愿望也是理所当然。

高见自己也不清楚，这趟仙营之行是否能够有幸见到这位史铁峰。他甚至连对方是否就在仙营都拿不准。

高见乘坐的卡车是辆民用车，不管开到哪里，不是遭到军队的呵斥，就是得接受讨厌的检查。在这种时候，高见身上携带的国防部发放的身份证，就会发挥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功效。总而言之，不管走到哪里，那个大大的章印都会受到他人的尊敬。

苦难的旅程终于结束了，司机停下了车子。

“河对岸就是仙营。能看到那边有个渡口吗？”

高见满脸都是沙尘和汗水，就连嘴里都有泥沙，鼻子上估计也早就一团漆黑了。他用九雷溪的流水擦了把脸，漱了漱口。

河对岸有道高高的堤坝，一幢气派的建筑紧挨在堤坝旁。

“那就是老爷您刚才问的余家大院。”

司机手指着那建筑，告诉高见。

“原来如此……”高见喃喃念道。

对岸的仙营街镇上，低矮的民居就如同匍匐在地上一样，排列整齐。堤坝上的余家，就如同在睥睨着他们一样，独自巍然伫立。

“不过那是余家的后院。”

司机说道。

二楼中间的窗户，突然闪现了光芒。

“这不就在眼前了吗？”高见说道。

“这里河水太急，过不了河，只有在前边稍微开阔点的地方才有渡船。”

余家明明已经近在眼前，却非得绕道而行不可。高见一边侧眼望着红色砖墙的余家，一边向着渡口走去。

如果史铁峰就在仙营的话，那么他应该是住在那户人家里吧——

当他乘着渡船摆渡到河对岸，绕到余家的正面时，高见更加坚信了自己的猜测。

气派的正门左右，各有数名手持枪械的士兵，不苟言笑地站在门前。

2

接下来，就来讲述一下有关高见前往仙营的前后经过吧。

高见此人是F报派往上海的特派员，原本打算前往江西、福建的最前线，采访有关国共内战的情况。但由于战争的性质，外国记者的行动受到很大限制。为了不虚此行，他在朋友供职的一家名为《华中晚报》的三流报社做了名记者。之后他把名字改成“高清隆”这样的一个中式名字，甚至还拿到了国防部的许可。他自小在中国长大，因此中文对他而言丝毫不成问题。

但等到真的来到前线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想法彻底错了。别说外国记者，哪怕中国记者也是无法自由行动的。其实他们这些做记者的，就只能把那些负责情报的将校们高声诵读的消息原封不动地转述一遍罢了。

就算提出质疑，对方也只会用一句“无可奉告”来打发。

日子过得如此乏味，高见在司令部驻地宁安就只能每天游手好闲，饮酒消愁。尽管如此，每次当他内心之中灵光闪现时，职业性的敏锐嗅觉都会令他有所反应。某天，他在一家小酒馆里听说，附近教会里的医生和护士被政府军临时征召。

听到这消息，他不由得把手里的杯子放回桌上，抱起两臂沉思了起来。

最近，高见听到了一条较为可靠的消息，说是革命家史铁峰已被政府军抓获。那些负责情报的将校们，也半公开地透漏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消息。高见并不清楚史铁峰现在人在何处，不过他已被护送到了后方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护送史铁峰的行动，自然是机密中的机密。因为此行护送的是名重病患者，所以必须得有医生和护士，而当时那些为数不多的军医早就全都上前线去了，司令部里根本连一个医生都找不出来。

把记者同事之间的情报综合起来看，史铁峰被捕时的情况也就一清二楚了。据说，当时有多达一个师的部队团团包围了史铁峰的藏身之处，而负责警卫的红军战士仅仅只有三十人，且护卫队的队长在史铁峰被捕的头一天晚上便行踪不明。或许就是这名队长出卖了史铁峰吧？不，不该说是背叛出卖，其实此人从一开始就是政府派出的奸细，当时他是圆满完成任务之后逃离的。众人之中同时也流传着这样一种猜测，即当时抓获的地点，似乎也并不太远。

高见立刻便赶到了那所教会。

“当时政府军就只是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征调医生和护士一周时间，却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要去哪儿。”

满头白发的牧师一边眨巴着眼睛，一边如此告诉高见。

被征调走的那名医生姓胡，曾在教会附属的小诊所里工作过七年，是个热心虔诚的基督教徒。而那名名叫罗淑芳的护士虽然才刚到教会来没多久，但却是个经验丰富、年纪三十二岁的有能力的女性。

“毕竟现在正打仗呢，这事有关军事机密，我们也不便多加询问……不过李师长当时曾经亲口保证过，说是十天之内，必定会让他们两人平安归来。”

牧师补充说道。他这话听起来感觉就像是在辩解。

接着，高见又找到当时把行李搬到政府后院的车上的杂役，打听了一番。

“您问他们上哪儿去了？这我就不清楚了。”杂役回想了一阵，“记得当时他们是往南去了……对了，记得当时那司机还问过到仙营去的路况。我回答他说那条路可是十九路军给修的，保准错不了。”

护送史铁峰这样的重要人物，负责的必定是名高级将校。一路上，他们必然都会到当地的有权势的人家里去歇脚。高见对仙营的情况展开一番调查，得知该地最有权势的是一户姓余的人家。

高见四处探访与余家关系较为亲密的人，甚至还麻烦对方写了封介绍信。介绍信里说他是个茶商，对医术也颇有心得。为了这封介绍信，高见还牺牲了两瓶进口的高档葡萄酒。

《与被捕的史铁峰之间的问答》——这无疑将会是条能够造成轰动的报道。然而促使高见不惜如此牺牲也要与史铁峰见上一面的动机，却并非是为了写成这篇报道。职业意识的背后，还存在着更加强烈的动机。身为译者，他对史铁峰抱有着极强的亲近感。现如今的史铁峰，完全可以说是死到临头。不是受刑而死，就是重病而亡，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是在相互竞争一样。趁史铁峰还活着，无论如何，高见都想要和他见上一面。

在余家的大门口，高见并没有出示那张国防部发放的身份证。如果史铁峰当真就在宅中的话，那么新闻记者就是最不受欢迎的一类人了。因此，他拿出那封写给余家主人的介绍信，和守门的卫兵们讨价还价了一番。最后，一名卫兵拿着那封介绍信进了大院。没过多久，里边的人就让卫兵放高见进了大院。

看来之前那个收下高见的两瓶葡萄酒、替他写这封介绍信的男子与余家之间的关系倒也极为亲密，余家的人对待高见的态度可说得上是彬彬有礼。客厅大堂之上，除了余家的主人之外，还有两名军官。听余家的主人介绍说，两名军官一位是黄少校，一位是张上尉。

“眼下这里一下子来了许多军爷，鄙宅都腾不出空屋来了。这可真是让人为难啊。”主人一脸为难地说道。

“哪儿都成。仓库角落都无所谓，只要有个能躺下的地儿就行。”高见答道。

黄少校插嘴说道：

“我住那屋倒也还算宽敞，不如就再搬张床进去，和我同住一屋吧。”

“这可真是再好不过了。”

余家主人搓着手说道。

黄少校此人年纪约莫三十四五，浓眉毛宽下巴，看上去就是那种顽固而较真的军人。和他相比，张上尉总是会给人一种捉摸不透的感觉。不光是性格，甚至就连年龄也猜不透。看的角度稍有不同，原本看似年轻的容貌也会突然感觉苍老许多。初次见面，他就在高见的心中留下了“绝非善类”的印象。

尽管来之前高见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知道史铁锋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见到的，但就眼下的情形来看，估计只要稍稍灵活变通一些，似乎也并非绝无可能。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高见得知，同屋的黄少校正是此次护送史铁峰的主任。

黄少校当时是这么说的——

“倒还不如上战场去，我还更轻省些。这种监督护送贵重物品的活儿，可真他娘的让人觉得闹心。”

估计之前他也曾接到过命令，说是哪怕是死，也千万不能向他人透露此次的任务是护送史铁峰。他这人实在是不懂得如何变通，以为只要把史铁峰说成是“物品”，对方就不会再追问下去了。

没过多久，高见便大致猜到了囚禁史铁峰的地点。那是二楼深处的一个类似杂物间的房间。房门外随时都有四五名士兵站岗放哨，而黄少校自己也时常会过去巡视。房门的门闩装在外边，只需一眼便能看出，那门闩也是最近才刚装上的。

到了晚上，高见又查明了许多新的情报。就在高见因为一路上的车马劳顿，动手脱衣准备早点安睡的时候，黄少校走进了屋里。或许是因为稍染风寒的缘故，只听他不停地咳嗽。然而脸上的表情却又根本就没当回事儿，满脸的轻松愉快。

他对高见说道：

“再过四五天，就会有人来换班了。哎呀，这趟任务可真是活受罪啊。问题就在于，医生是否能够……”

说到这里，黄少校连忙闭上了嘴。看来“医生”这词儿也是万万不可提到的。过了一阵，他又说，“总而言之，现在的任务就是看管好物品，别有什么闪失了。”

为了不让自己的话前后矛盾，他改了口。

随后，黄少校又咳嗽了一通。

“您这是……着凉了吗？”

高见问道。

“稍微有点儿吧。”黄少校答道，“没什么大碍。”

“去找大夫诊视一下如何？”

“大夫啊……”黄少校说道，“这里倒也有大夫，只不过……”

从黄少校的话来看，他似乎并不相信那位从教会征调来的医生，这对高见而言简直就是天赐良机。

“其实，在下倒也还粗通医术。”机不可失，眼见这或许会成为整件事的突破口，高见赶忙说道。

“我这人是属于中西医混合使用、双管齐下的那种类型。承蒙错爱，也曾有人称我为神医。时下西医当道，但如果偏向西医的话，却也不免存在缺陷。倘若能够辅以传统中医的话，完全可以说是如虎添翼……此等稍染风寒的病症，根本就是药到病除啊。”

“没错，不能就只偏向于其中一方。”黄少校说道，“那些从学校里出来的医生，眼里就只有西医。尤其是那些教会里的家伙，简直就是到了崇洋媚外的地步。”

有门儿！高见按捺住内心的雀跃不已。

“黄少校，不妨让在下来给您开上一张处方吧。”

“不，这倒不必。”黄少校挥了挥手，“我倒也还没到需要吃药的那种地步，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高见连忙接上去地问道。

黄少校默不作声，沉吟了半晌。

贵重“物品”——必须得完好无缺地交到接手之人的手中。然而身负管理职责的大夫，却又如此难以信任。眼前正好出现了这么一位自称神医的大夫……

“我这里有位病人，不过这事还是明日再说吧……”

黄少校一边脱衣就寝，一边言辞暧昧地抛下这样一句话。

翌日清晨，高见醒来的时候，黄少校已经不在屋里了。随后，他在通往二楼的楼梯下边找到了正在和一位女性讨价还价的黄少校。身上的一袭白衣让高见一眼便看出她就是那名从教会征调来的护士。白大褂的下边是一身黄色的旗袍，高高的衣领一直延伸到下巴。远远望去，感觉肤色较白，是那种都市型的女性。虽然高见只是从侧面瞥见了一眼，但这一眼已经足以让高见看到她身上所具备的那种现代的魅力。

“他现在已经是病得站都站不稳，话都说不出来了啊。”

只听她对黄少校说道。

“总而言之，我接到上头的严格命令，说是绝不能让他逃走。”

黄少校回答道。

护士耸了耸肩，看上去就像是彻底放弃一样，转身上了二楼。

黄少校扭头看到高见，把高见叫到自己身旁。

“高先生，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一下……”

“敢问何事？”

说着，高见来到黄少校的身旁。

“之前我听说你对医术有些心得，因此……”黄少校说道。

“您的意思是说？……”

“其实呢，我这里有一位病人。虽然随行人员中也有医生和护士，但我总觉得他们有些靠不住。刚才你也听到了，刚才那护士跑来找我，说让我给那病人换间屋子。说什么现在的屋子对病人不好……”

“那您就让他们换间房吧。”

“这事可不是嘴上说得那么轻巧就能办到的。既然要请你帮忙，那么也就没法儿再瞒着你了……其实，那位病人是个俘虏——而且还是个很重要的俘虏。对防止这名俘虏逃跑而言，那间屋子是最适合不过的。”

“患的病重吗？”

黄少校点了点头。

“能让我看看那间屋子的情况吗？”

“嗯，我正打算请你帮一下忙呢。”黄少校说道，“我想请你帮忙看一下，与病人的病情相比，那间屋子对病人而言是否真的很不卫生……虽然如今那病人已是命不久矣，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病人是否还能坚持上一个星期的时间。如果从现状来看，他还能坚持上一周的话，那就不必换了。而如果事情真像那些医护人员所说，再不换房间病人就只能再活上两三天的话，那么我当然就会考虑给他换间屋子。”

这时，张上尉走了过来。唇角上带着那种让人捉摸不透的微笑，从站在楼梯下边的两人面前走过。两名军官之间，用目光彼此致敬了一下。

然而黄少校脸上表现出的那种奇怪表情，却并没有能够逃过高见的眼睛。直爽的黄少校完全不懂得应该怎样掩藏自己内心中的感情。

高见立刻便明白了——黄少校的心里，对张上尉抱有一种混杂着轻蔑和嫌恶的感情。

“好了，”黄少校转身对高见说道，“那就麻烦你帮忙去看看病人的那间屋子吧。”

3

宽敞的房间里，就只有唯一的一扇窗户。窗户上镶嵌着粗粗的铁棍，竖着三条横着两条，其间隙根本就连头也钻不出去。窗外的堤坝之下，就是奔腾而过的九雷溪。这样的房间对防止囚犯逃走而言，再适合不过了。

病人双眼紧闭。这，就是高见一直想要见上一面的史铁峰。当年那个才华横溢、大展身手的史铁峰，如今就躺在这样一张粗陋的床上静静等死。

光是消瘦憔悴一词，根本就无法表达出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他脸上的皮肤就像是直接贴在骨头上一样。深陷的眼窝与高耸的颧骨，在左右两侧各自形成一对，映衬得脸上的阴霾愈发地明显。苍白的脸颊上，唯有双唇依然鲜红如旧，让高见感觉很是心痛。

“他的病情如何？”黄少校问道。

高见没有答话，而是轻轻摇了摇头。

“请务必给想点办法，让他再挺上一周时间吧。”黄少校说道。

“不过黄少校，执掌人的生死，可是阎罗殿的事务啊。”

“和阎罗殿交涉，不就是医生的职责吗？”

高见看了看在场的医生，苦笑了一下。教会的医生一脸严肃，就连脸上的肌肉都没动一下。

“嗯，罢了。”

说着，黄少校低头看了一眼病人。在他的眼里，这位躺在床上的病人，似乎也和件东西没多少区别。而且还是件搬运时需要注意的易碎品。他的使命，就是再保管上四五天时间，顺利地把它移交给接手的人。在那之前，千万不能让它有丝毫的损毁。

“可能的话，”高见环视了一下屋里的地板，“最好是能把病人转移到间更干净的屋里去。”

这是间堆放杂物的屋子。余家这样的深宅大院里都有许多这样的杂物间，而这一间看起来似乎主要是用来堆放咸菜坛罐之类东西的。房间角落那些高高堆起的小坛子里，装的是些平日需求量较大的豆豉之类的咸菜。每到农忙期，这东西对那些大批前来帮忙的计日劳力而言，是吃红薯条拌饭时不可或缺的菜肴之一。

一排又一排的坛子和罐子，占据了整间屋子的大部分空间。甚至就连窗旁的病床边上，都还放置着一排较大的木桶。里边装的似乎也同样是些腌制的咸菜。紧紧绑缚着的木桶上，还留有着一层桶内汁水渗出桶外并蒸发干掉后留下的灰色痕迹。

墙壁是用角石堆积而成的。石头缝隙间的那层象征性的淡淡漆水，也已经因为盐分和湿气的缘故而变得斑驳陆离。

只要一走进这间屋子，肌肤便能立刻感受到一种空气中饱含盐分的潮湿感觉。对一名病入膏肓的结核患者而言，这样的空气又怎可能会有益？

“这里可没有挑三拣四的条件。”黄少校说道，“毕竟我们现在也是在临时征用百姓的住房。”

“我们现在住的那房间，条件倒也还算不错。”高见说道。

“其他的房间都没有这样的窗户。”

黄少校勃然变色道。

除了这里，余家大院里再也找不出第二间这种窗户上带铁栏杆的屋子来了。

高见很希望能和床上的史铁峰交谈几句，但对方却紧闭着双眼。此刻黄少校就在当场，估计他也不会开口说话的。过了一阵，张上尉也走进了屋里。

张上尉伸出右手的食指，凑到病人的鼻子下边。这是试探病人生死时，最为露骨的行为。或许是指尖上传来的微弱呼吸令他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张上尉点了点头。

病人感觉到张少尉的气息，微微地把眼睛睁开条缝，瞳孔在眼缝之中晃动了一下。张上尉伸出食指时的态度，就仿佛是仓库管理员在检查库存物品有无异常一样，令高见感到一阵嫌恶。但床上那濒死之人的疲倦目光中，却透露出了一种更胜于嫌恶的神情。如果高见的观察没有出错的话，那应该是一种深不见底的轻蔑目光。

那对早已失去生气的眼睛居然还会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感情来，这简直就令人感觉难以置信。高见不由得把目光转移开来。

这时，一位老者走进了屋里。他只是稍稍弯了下腰，守在门外的士兵便什么也没说，就让他进了屋。尽管老者已是白发苍苍，但身上却肌肉隆起，一副古铜色的好身板儿。老者走到木桶旁，开始用娴熟的动作捆扎木桶。

“这里不光只是杂物间，同时还是干活儿的地方吗？”高见问道。

“没错。”黄少校回答道，“没办法啊。那老头儿是这户人家的佣人，听说已经在这里干了四十多年……”

“三下两下就能把绳索给绑好。”张上尉一脸钦佩地望着老者手上的动作，“而且一旦绑上，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丝毫的松动。这样的技术，可真是了不得啊。”

在这张躺着临死病人的床前，老者从容不迫地经营着自己的生计，而周围的人也呆呆地望着老者的动作。这样的情景，不禁令人感觉有些残酷无情。老者那双不停翻动的古铜色的手，和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的病人那张苍白的脸，形成了一种极为鲜明的对比。老者不时“呸”地啐上口痰。

护士罗淑芳检查了一下病人周围的物品。床边的台子上，放着一个白色珐琅瓷脸盆。带脚的台子比床边要稍矮一些，病人只需稍稍挪动身子，就能往脸盆里吐东西。这是为病人咳血时准备的。台上的脸盆已经被染得鲜红。淑芳把脸盆从台子上取下。病床下边还有一个备用的脸盆。她从床下拖出脸盆，放到台子上。脸盆里已经事先装好了三分之一的水。

“我去把这些水倒掉。”

她端起装有血水的脸盆，走出房间。

无意之间，高见发现黄少校目送她出门去的目光之中，似乎隐隐蕴含着一股情意。罗淑芳长得颇为秀美，而身上的一袭白衣，更加令她显得身姿端丽。套用一句史铁峰的诗，完全可以说是“恼杀黄郎木石肠”。

甚至就连张上尉，也把目光从绑缚绳索的老者身上挪开，转移到了罗淑芳的背影上。他那张始终让人捉摸不透的脸上，也清楚地显现出一副容易揣摩的表情。唇角上的动作，表现出内心之中的好色念头，眼角也不怀好意地松弛下来。

黄少校走到门边，对站在门口的兵卒们下了一通命令。或许他这么做，其实不过是在为自己跑到走廊上去看罗淑芳背影的行为找个合适的理由。有样学样，张上尉也跑到走廊上，和守门的士兵们交谈起来。

胡医生在房间的角落里打开诊视包，在包里探寻着什么东西。老者则一如既往地用粗壮的绳索绑缚着木桶。

病人的身旁连一个人也没有了。

高见在史铁峰的面前弯下身去，低声说道——

“史先生，我名叫高见，来自日本。”

史铁峰稍稍张开微微颤动的嘴唇，高见连忙把耳朵凑过去。

病人有气无力地说道。

“我知道了……您是那位……把我的文章翻译成日语的高见先生吧？”

高见点了点头。

十年前，在一个春意渐浓的日子里，史铁峰曾经在日记里写下过“愁惨阴云皆散尽，凝静死雪已融去”两句诗。不知为何，高见忽然回想起了这两句自己曾经翻译过的诗句。诗中那样的春日，对史铁锋而言或许已经一去不复返。他曾经在诗里写过“皓月落沧海，碎影摇万里”这样两句。如今，史铁锋的肉体已经走到了毁灭的边缘，但他的热情与精神，必定将会永世长存。“贵族冷血，市侩铜臭，唯劳工汗香”，曾经如此讴歌过的他的那份执著，必定将会化作海洋上的碎影，永不停歇地在人们的心田上波荡。

史铁峰的手在毛毯下微微动了动。高见赶忙隔着毛毯，把他的手握在了自己的掌心里。高见拼命压抑着自己，不让怜悯的感情从表情上流露出来。

过了一阵，高见感觉自己的手心里有种强烈的反应。史铁峰缩回手去，接着又把高见的手握在了他自己的手心里。

此时，那种打算把这次与史铁峰的会面写成报道的念头，已经彻底烟消云散。让这样一个枯瘦憔悴的史铁峰站出来说话，实在是太过残忍。两人的手隔着毛毯，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能够彼此握住对方的手——光是这一点，便足以让高见觉得不虚此行了。

黄少校转身离开了门边。高见赶忙放开手，离开了床边。他走到镶有铁栏杆的窗户边，向窗外眺望了一番。

窗外，无法看到九雷溪，只能听到那不绝于耳的水声。东边的戴雪山脉直扑眼前，仙霞岭的群山则在蒙蒙的山雾环绕中若隐若现。杉树的树顶，在铁窗的窗框里探出了脸。那是一片歪斜生长在狭窄的坝上的低矮杉木。

黄少校走到高见的身旁，

“高先生，我决定听从你的忠告，另找一间干净点儿的屋子，把病人转移过去……”

“如此甚好。”

高见打心底里为此感到开心。

过了一阵，护士罗淑芳回来了。高见连忙把自己刚才听到的好消息告诉了她。但出人意料的是，罗淑芳的脸上非但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高兴，反而却一脸困惑地说道：

“这可真是麻烦了啊。”

“为什么？”身旁的黄少校一脸吃惊地插嘴道，“刚才你不是还来央求过我，说是让我给他换间屋子的吗？”

“已经太晚了。”她顺手拿起屋角桌上的带柄手镜，边照镜子边说，“与其让病人换间干净屋子，倒不如让他安静躺着，别再去动他的好。”

4

这天下午，高见和黄少校一起回屋睡了个午觉。两人躺在床上闲聊了一阵，从黄少校的言辞之中，高见又得知了不少的情况。

“虽然我也不想说同样身穿军装之人的坏话，”黄少校先来上这样一句，“但张上尉却也算不得是名军人了。他那人所擅长的并非打仗，而是背地里搞阴谋……当然了，军队里的确不能缺少他那样的人，但就我个人而言，却实在是有些看不惯。就算是上头派下来任务也好，背叛出卖这种事……”

高见回想起，听说之前史铁峰就是因为护卫队长的叛变才被捕的。方才黄少校的一席话，自然会令高见联想起这件事来。史铁峰看到张上尉时眼中所流露出的那种轻蔑之气，不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吗？

高见能够理解直来直去的黄少校心中对阴险狡诈的张上尉所抱有的那种厌恶之情，更何况在他们两人的中间，还夹着一个护士罗淑芳。

“话说回来，那护士倒还真的像个天使一样，心地善良啊。”

黄少校突然说道。他用他那只手粗犷的大手，捂住自己的半边脸颊。

对于他的这种意见，高见心里抱有几分不同意见。罗淑芳此人的确很有魅力，至于她是否真是黄少校所说的天使，高见的心里却还存着一丝疑惑。当着濒死之人的面说出“已经太晚了”这种话来，实在是让高见感到难以接受。当时躺在病床上的史铁峰，应该也清楚地听到了她说的话。就算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但要是听到有关自己病情的悲观的话，心里也不会好受。高见总觉得，当时她的那句话实在是没心没肺。

然而站在赞美之立场上的黄少校，却丝毫不以为意。

高见的心里突然有种想要戏弄黄少校一番的想法——他翻了个身，尽可能地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来，说道：

“张上尉似乎也对那护士有点儿意思啊？他那眼神，明白人一眼就能看出是啥意思来。”

高见斜着眼，静静地观察黄少校的反应。

从黄少校那被遮盖住的半边脸上瞬间划过的表情中，高见看到了他摇摆不定的内心。另一半的脸上，清楚明白地展现出他内心中的每一个角落。

高见立刻便开始为自己的窥伺行为感到后悔。要戏弄黄少校这种脑袋里只有一根筋的人确实容易，但麻烦的是，如此一来对方便会彻底敞开心扉，把心里的话全都倒出来。话虽如此，但因为对方的心中并无半分阴霾，只会让自己感觉晃眼，到头来反而惹得自己一身腥。

“总之还是先睡上一觉吧。”

高见说道。

然而黄少校此时看上去却似乎已是睡意全消。他依旧用手捂着半边脸，接着说道：

“张上尉诡计多端，在这方面倒也的确有点才能。不过光靠阴谋诡计，女人就当真会乖乖上钩了吗？嗯，如果是个寻常女子的话，倒也难保不会听信他的那些甜言蜜语……”

黄少校的内心之中，似乎早就没把罗淑芳当成寻常女子看待了。尽管如此，他的脸上还是表现出了一丝忧虑。

“睡了吧。”

高见重复道。

后来黄少校是否安然入眠，高见并不清楚，但他醒来的时候，黄少校的床上早已是空空如也。

太阳已然开始西沉。

“这一觉睡得可真够沉的。”

估计是因为旅途中的劳顿还没有彻底消除的缘故吧。都已经到这时候了，也难怪生性精勤的黄少校早已起床。

高见一边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边走上走廊，正巧撞见护士罗淑芳和胡医生站在走廊上谈话。

“我倒是觉得二楼的病人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

医生说道。

“那您有空的时候，能给那孩子诊视一下吗？午饭的时候我倒是也去看过，给了他一剂降烧的药。”

罗淑芳说道。

“那现在就去看看吧。”

“倒也不必着急，医生。”护士说道，“我已经给过他药了……嗯，不如等到吃过晚饭之后，出门散步的时候顺道去看看吧。”

“这样也好。”医生说道。

“从河边的谷物仓库往右的第三间，一户姓叶的人家。过去之后马上就能找到。”

高见向医生和护士点了下头，从两人的身边走过。走廊的转角处，高见看到了张上尉的身影。看到高见，张上尉的脸上露出了奇怪的笑容。

来到外边，只见黄少校把士兵们都叫到一起，正在庭院里做体操。监视重要人物，实在是一种极为乏味枯燥的工作。整天提心吊胆，空有一身力气却又有劲儿使不上。黄少校担心长此以往身体会变得怠惰，所以把部下召集起来，进行操练。

黄少校自己也混在士兵当中，用尽全力舞动手脚。或许他是想用这种动作，来甩脱牢牢黏在自己脑海中的罗淑芳的面容。

一名下人从宅邸中走了出来，摇动铃铛。这是通知吃饭的讯号。住在余家大院里的就只是为数不多的几名将校，一般的士兵则住在附近的庙里。站在监禁史铁峰房间门外的士兵，每两个小时都会有人从庙里过来交班。

听到铃响，黄少校又继续做了五分钟左右的体操。高见先进了余宅的饭堂，等了一会儿。张上尉也咧着嘴，眉目含笑地走了进来。他的笑容不禁令人感觉有些诡异。

黄少校来了之后，众人开始用餐。医生、护士、几位将校一起围坐在同一张桌旁。

即便到了四月，福建省的北部山区依然是凉风习习。战场距离这里并不远。用餐时，众人谈论起战局。瑞金周围的红军不断后退，眼下已经放弃了多处根据地，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正在围攻瑞金南侧的“筠门岭”阵地——

“如果筠门岭陷落了的话，那么瑞金也就相当于半裸了。”

黄少校用军人特有的口吻为众人解说着眼下的战局，目光不时地向罗淑芳瞥去。

然而，那位“天使般”的护士浑然不觉，一脸毫不在意的表情。不仅如此，从她的样子来看，似乎反而对张上尉比较感兴趣。高见一直都在留心观察着他们的表情，发现罗淑芳曾经用含情脉脉的目光瞟了张上尉两次，而张上尉也用目光回应了她。

“别再谈那些打仗的事了，听着怪郁闷的。”

罗淑芳打断了黄少校的话。

“郁闷？”

黄少校满脸通红地反问一句，之后便闭口不再言语了。

“光是照顾病人就已经够累人了。”罗淑芳说道，“真希望能稍微休息一下。我这人呢，只要能和人心无旁骛地杀上局象棋，就会感觉全身的疲劳就会消退。吃过饭之后，大伙儿就来杀上一局吧。”

罗淑芳冲着高见说道。

“乐意奉陪。你也得偶尔休息一下才行啊。”

高见回答道。

“想来黄少校的棋艺应该很不错吧。”

罗淑芳转头向黄少校问道。

“不，也不怎样……”

黄少校语调僵硬地回答道。

“象棋不也和打仗一样的吗？”罗淑芳微微一笑，“不是常听人说，打仗厉害的人下象棋也挺厉害的吗？”

黄少校紧张得叫人心痛——“是吗？”

“既然如此，那我们三人就来轮流对战，下上几局如何？”

罗淑芳邀请道。

黄少校又岂会拒绝。

饭后，三人留在饭厅中下起了象棋。两人对弈之时，另一个人便坐到一旁观战。高见与罗淑芳两人倒也不相伯仲，杀得难分难解。唯独黄少校棋艺过人，高见和罗淑芳根本就不是对手。

“果然还是下不过当兵的啊。”罗淑芳说道，“我们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估计张上尉下棋也挺厉害的吧？您不如和他来上一局，一决胜负，如何？”

黄少校皱起了眉头。他心里一定在想，与其和张少尉下，那还不如不玩儿了。然而罗淑芳对他心中的这种想法丝毫不予理会。

“我去把张上尉叫来。”

罗淑芳到走廊上去叫张上尉，但房里却没人回应。

“上哪儿去了？”

说着，她再次走了回来。尽管如此，她还是感觉有些不甘，向有事进屋来的余家的下人说道：

“能麻烦你找找张上尉，告诉他，希望他能来陪我们下上两局吗？”

过了十分钟左右，下人再次走了回来，告诉罗淑芳说：

“到处都找不到张上尉的人影。”

5

高见与黄少校对弈之时，罗淑芳突然站起身来，说道：

“胡医生差不多快回来了，我也该告辞了。你们两位慢慢下吧。”

时间已过了八点半。“天使”不在，黄少校无心恋战，而高见并不打算强拉他作陪。一局下毕，两人同时站起身来。

白天睡了几个钟头，高见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知道自己今晚必定难以入眠。天色已晚，即便想去出门散步也不可能了，所以高见便在余家宽敞的院子里四处游荡。走着走着，高见感觉有些口渴，于是便向井边走去，想要打些水来喝。

水井在院子的东边角落里，油灯的灯光从厨房射到院子中，光线昏暗。这时，高见遇上了罗淑芳。

“象棋下完了？”她问道。

“你不在，黄少校也无心恋战。”

高见笑着说道。

罗淑芳呵呵一笑。她是来替病人倒脸盆里的水的。

“病人的情况如何了？”

说着，高见往脸盆看了一眼。虽然看的不是很清楚，但盆里依然是一片通红。

“病人又咳血了。”

罗淑芳解释道。说完，她把脸盆里的东西倒进了沟里。

盆里的水倒也并非完全鲜红，但盆底却沉积着一层红黑色如同沙子一般的小颗粒。大概是些凝结的血吧。护士打了些水，清洗了一下脸盆。

高见很担心史铁峰的病情，便跟随护士上了二楼，来到屋里。

胡医生已经出诊归来，忠于职守的黄少校也在屋里。

史铁峰双眼紧闭，不知是不是睡着了。

“病人在休息吗？”高见问道。

罗淑芳盯着病人的脸端详了一阵，断定道：

“是在休息。”

黄少校看起来有些焦躁。

“张上尉上哪儿去了？怎么找了这么久还没找回来？”

他一边低声念着，一边在屋里踱起步来。

这时，两名余家的下人合力把一个装着腌菜的木桶搬进屋里。两人中的一个正是之前的那位老者，看来他似乎有随地吐痰的毛病。

张上尉肯定是从宿舍里溜出去，到外边玩儿去了。一想到这一点，黄少校的心里就老大不痛快。

“别乱吐痰，地板都让你弄得黏糊糊的了！”

黄少校高声吼道。

老者是长年居住于此的人，让黄少校这么个临时借宿的外人这么一吼，心里只觉得怒火难耐。老者撅起嘴嘟哝了两句。

“唾沫都吐到墙上去了。”

黄少校厉声叱道。

“我可没朝墙上吐过唾沫。”老者说道。

“少胡说，自己看看那边吧。”

墙角的一处石块上，的确有处湿滑不堪的地方。老者缩了缩脖子。

既然史铁峰已经睡着，继续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方才黄少校的吼声都没能把他给吵醒，看来睡的确实挺沉。

高见回到房里爬上床，却怎么也睡不着。估计是因为的白天睡得太多的缘故吧。

十一点半，黄少校回来了。刚才都还心情不佳的他，此刻看起来却兴高采烈。

“张上尉呢？”高见问道。

“谁知道呢，估计是上哪儿鬼混去了吧。”

黄少校嘴里吹着口哨，脱下了上衣。

“您似乎挺开心的啊。”高见对他说道，“莫非是筠门岭陷落了？”

“不，不是的。”黄少校回答道，“那些交接的人明天就到。把病人……不，把寄存的东西交给他们之后，我也就彻底解脱了。刚才那些人已经联系过我了。”

翌日下午，按照预定，行政院直属的五名高官全都抵达了仙营。然而上午的时候，仙营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在九雷溪的河面逐渐变宽、缓缓划出弧线的地方，张上尉的尸体被挂在了一根桩子上。

调查过尸体之后，胡医生说道：

“后脑勺上被人用钝器狠狠砸了一下——死者恐怕是在这之后，被人给扔到河里去的。”

如此一来的话，那就必定存在行凶之人了。

“麻烦了啊。”黄少校沉吟道，“下午南京的大人物就会抵达。竟然在这节骨眼上发生这种事情，真他娘的晦气。有没有他自己不慎致死的可能？”

胡医生再次沉思了起来。

“这附近应该没有什么露出水面来的岩石啊……”

“河底总有岩石的吧？”

黄少校紧咬不放。

“这倒也是。”胡医生沉思了一会儿，抬起头来，“搞不好或许是在他摔进河里之后，后脑勺撞到岩石上……”

“既然如此，那么就先暂且如此断定吧。”

黄少校下令般地说道。

就这样，众人统一了口径。

余家大院有个多年未曾使用过的后门。大门从里边拴着门闩，上边积了不少的灰尘。最近也并没有曾经开启过的痕迹。如此一来，可以进出余家的出入口，就只剩下了正门。

正门外，每天都配有数名卫兵昼夜站岗。而且每天夜里八点半之后都会有士兵在宅邸周围展开夜间警戒。正门的卫兵曾经在那天夜里八点多的时候看到张上尉出去，之后就再也没见他回来。估计平日他也经常夜不归宿。除了每隔两小时换一次岗的兵卒之外，那天夜里就再没有其他人从正门出去过，而进门的人也只有出诊之后乘轿归来的胡医生一个。

就算没人从正门里出来过，是否又有从窗户里爬出去的可能呢？趁着夜间巡视时的间隙，倒也的确可能有人偷偷出入过余家大院。然而那天夜里，相关人员的行动却很明了。

首先是黄少校。九点不到，下完象棋后，他先是去看了下史铁峰的情况，随后又去找了负责联系的少尉，得知南京已经派人过来准备接管史铁峰。之后他再次到病人的房间去巡视了一圈，十一点半左右回到自己的居室。

胡医生去给叶家的孩子诊视过病情之后，大约在八点半左右回到了余家。叶家的人给胡医生找了顶轿子，直接让轿夫把胡医生给送回了余家。随后，胡医生在病人的床边一直守到十点半。

罗淑芳撇下高见和黄少校两人先行离开饭厅后，便立刻上楼到病房去了。当时她就只比胡医生晚到一步。换过脸盆，之后又这样那样地忙了一堆杂事，十点左右回到自己屋里。后来她又分别在十一点到十二点的时候去了两次病人的房间。每隔上一个钟头，她都会去看看患者的情况。

守在房门外的卫兵也证实了众人的行动。

要想一一调查余家的佣人和住在庙里的兵卒可不是件轻松的事，而且既然已经对外宣称过张上尉死于事故，那么也就没必要再没事找事了。

就这样，张上尉的离奇死亡，被掩埋在了黑暗之中。

6

上午，高见到史铁峰的房间里去了一趟。黄少校、医生和护士都在病床边伺候着。

黄少校面无表情。在这马上就能把史铁峰拱手交出、自己也能一身轻松的节骨眼上，却偏巧又出这么一档子事。虽然已经对外宣称张上尉死于事故，但他这人生性秉直，对这种蒙混过关的行为，或许心中还抱着一丝愧疚。

两名兵卒走进屋里，向黄少校敬了个礼。

“副食品吃完了。我们奉李少尉的命令来搬一桶腌菜去吃。”

“可以。”

黄少校不耐烦地说道。

装腌菜的木桶既大又沉，如果不是两人合力的话，根本就没法搬动，两名兵卒挑了离门口最近的一桶。为了方便搬运，桶身上绑了一根绳索。

“一、二、三！”两名兵卒嘴里喊着口号，搬起木桶。

“快去吧！”

黄少校冲着两人吼道。两名兵卒的体格都不算强壮，听到长官大声呵斥，心里虽然也急着想走，但两腿却有些不听使唤。

史铁峰依旧紧闭着双眼。躺在床上的他，内心之中必定在为长官这样拿部下撒气的行为感到愤懑不已。高见心中如此猜测着。高见坚信，自己这个译者，才是最理解眼前这个连眉毛都没动一下的病人内心的人。

史铁峰曾经作过一首名为《起来！农民部队》的新体诗：

农民的部队啊

那对你们颐指气使的长官是谁

为何不用你们的双拳去把他们给打倒

只要站起身来 一切就已足够

起来吧 农民的部队！

高见的心里浮现出以前自己曾经翻译过的这首诗。或许史铁峰此刻也正在他那已然被侵蚀的心中，挖掘着这首他自己的诗。如此一来，高见只觉得自己和史铁峰之间的距离也更近了。

就在高见沉醉于感慨之中时，楼梯上传来一声巨响，似乎是有什么东西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越过罗淑芳的肩头，高见看到史铁峰的眼睛微微睁开了条缝。罗淑芳在史铁峰的面前弯下身去，轻声说道：

“估计是木桶从楼梯上摔下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史铁峰再次闭上了眼睛。他似乎并没有看到高见。

黄少校粗暴地踢着军靴走出房间。过了一阵，只听走廊上传来了他的吼声。

“两个人合力都还搬不动这么个木桶？简直就是蠢货！”

两名士兵在楼梯下边战战兢兢地回答道：

“刚搬到一半，绑在桶身上的绳索就自己散开了。”

“都给我小心点儿。”

黄少校憋了一肚子的火。接手史铁峰的高官们下午就到。原本他就够紧张的了，结果现在又出了张上尉的这档子事，倒也难怪他会如此焦躁。

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即将宣告终结。

黄少校转身回屋，太阳穴上暴起的青筋依旧没有消退。他在房门口深呼吸了几口，调整了下情绪，之后大模大样地走到高见身旁，干咳一声，说道：

“高先生，真是给你添麻烦了。之前我以为还得再等上个三四天时间，但那些家伙现在已经坐着飞机过来了。如此一来，我的使命也就此结束，不必再劳烦先生你。估计南京方面的人也会带医生过来的。”

与其说这话是说给高见听的，倒不如说他是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而说的。他自己似乎也对方才那种拿部下撒气的行为感到有些愧疚，脸上略带着几分羞赧。

这是一个怒号的时代。无论是谁，心里都抱有着几分积郁。筠门岭上至今回响的士兵们的呼声，甚至传到了身处此地之人的耳朵里。那些开枪放炮的人，其实根本就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在为了什么而战，他们只是被人召集到一起，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他们每一个人都感觉自己的脖颈上架着把刀，明知根本就无力反抗，却还是忍不住发出怒吼。但这一切，却完全只是徒劳。他们就只能任由他人摆布。

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明白这时代的意义和斗争的目的。他们从不吼叫。说起来，他们这些人就是时代的中流砥柱，是处在支配他人这一阶层上的人。显然，史铁峰也是这群人中的一员。从很久之前起，高见就一直有种观点，认为只要能够理解史铁峰的话，同时也就理解了这个时代。但眼前的这个史铁峰，却只能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这根时代的中流砥柱，靠的就是一股热情，而高见的想要弄清的，也正是这股热情。

毫无疑问，黄少校就是那种整日受人左右、不停抱怨的人。不过，尽管同样是抱怨，一旦上了战场，抱怨声听起来也会更加爽快一些。

高见说道：

“黄少校，你也终于如愿以偿，可以回到战场上去了啊。”

黄少校僵硬地笑了笑。

“真想尽快找个可以好好发泄上一番的地方啊。这种既无聊又让人提心吊胆的任务，我算是彻底受够了。嗯，等把事情全都交托给南京方面的人后，我就立刻启程回北方去。”

这其中确实蕴含着一股热情，然而高见所追寻的，却并非这样的热情。

高见开始为史铁峰感到担心。虽然眼下他就只能静静地躺着，但高见却总感觉一切似乎都在以他为中心转动。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这样偏僻边远的小镇上，不仅驻屯了一个连的士兵，甚至还派来了医生和护士，这一切全都是为了他一个人。甚至就连翻译他所写的文章的人也赶来了——

史铁峰却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唯有在咳血的时候，才会稍稍扭动一下身体。

听说今天下午，南京方面还会为他派来官员——

高见心中不禁涌起了无限的感伤。他回到房里，把腿搭到书桌上，沉思了起来——之前史铁峰心中那股炽热如火的热情究竟上哪儿去了？难道说，它已经燃烧殆尽，化为了灰烬？现在就连那些灰烬也失去了温热感，彻底化为了死灰。

不知为何，高见总觉得有些难以接受。他站起身来。

现在的史铁峰，难道就只是一具燃烧殆尽的躯壳吗？死灰的下面，难道就当真连一点儿火星都没有了吗——直到这时，高见才发现，原来自己此行的目的，其实是在确认这一点。可能的话，他还想用那仅剩的火光来照亮自己。

热情燃烧后留下的痕迹——目前为止，高见还未从史铁峰的身上发现这样的痕迹。

7

南京派来的五位高官刚踏进余家的大门，便立刻和黄少校一起到里屋商讨了一番。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黄少校独自一人从屋里出来，脸上浮现着紧张的神色。他把部下们全都召集到大院外的路上，用比平日更加高亢的声音把三名士兵叫到跟前。

被叫到的士兵上前一步，在黄少校的面前立正站好。

“我有事要找你们三个，跟我来。”

黄少校的声音显得有些僵硬。他丢下那些依旧列队立正的士兵，没有再下达任何命令便迈步离开了。三名被他叫到的士兵毕恭毕敬地跟在他身后。

被撇下的李少尉只得出来号令了声“稍息”，苦笑了一下。

“黄少校大概是有点急得晕头了吧。”他说道。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高见问道。

“他什么都没告诉过我。不过，我倒也大致猜到了几分。”李少尉撇嘴笑了笑，说道。

“怎么个意思？”

“刚才他叫走的那几个士兵，全都是连里数一数二的神射手。”

李少尉回答道。他的表情看起来就像是在说：我都提示到这地步了，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神射手……”高见喃喃念道。

“要枪毙人的话，其实一个人就足够了。”李少尉说道，“反正都是从最近距离开枪，根本就不可能会打不中。但对行刑的人而言，这样子心理负担也会轻一些。因为如此一来，开枪杀人的就不光只是自己一个了。”

高见早就料到史铁峰这次是在劫难逃，但现在再次听到他会在这里遭到枪杀时，高见的心里还是不禁有些难过。

李少尉是位已届不惑之年的军人。他从一名小兵开始，逐步晋升成下级军官，因此，之前他也必定曾经无数次地彷徨于生死边缘。或许在他的内心之中，对生命的无力与渺小，早就已经再没有丝毫的感伤。

“人这一辈子，是完全无法预料到明天会怎样的。”李少尉淡淡地说道，“昨天还活蹦乱跳的张上尉，如今也已经归了西，再也不能到处拈花惹草了。”

高见赶忙冲进院里。不管再怎样焦急，就凭他的能力，事态也是无法再挽回了。尽管如此，他却也无法茫然呆站着不动。

楼梯口站着两名卫兵，挡住了高见的去路。平日这里不设卫兵，恰巧这时黄少校正带着南京来的人从楼梯口走过。

“这人是干啥的？”

一个戴墨镜的男子看到了高见，扭头向黄少校问道。

“这人是个医生。”黄少校回答道。

“医生和护士不是都在二楼吗？”

“说是医生，其实也只是个助手罢了。”

“现在史铁峰已经不再需要医生了……嗯，也罢。毕竟还得有人去确认一下，他的心脏是否已经停止跳动啊……”

戴墨镜的男子意味深长地一笑，转身向楼上走去。

高见跟在一行人的身后。这一次，卫兵再也没有对他加以阻拦。

从清晨起，天空就一直阴沉沉的。尽管偶尔也有阳光从云层中照射下来，但时间却非常短暂。眼下，天空铺满了黑沉沉的乌云。

监禁史铁峰的房间也令人感觉要比平常更加阴暗，隐隐之中透着森森冷气。

说来也巧，南京过来的五个人全都长得很高，最高的就是刚才发话的那个戴墨镜的男子。似乎他就是一行人的代表。

身形高大的五个人，全都默默地站在史铁峰的床边。虽然五人的衣着并不统一，三个人穿着长长的中式长袍，而另外两人则穿着西装，但衣服的颜色却全都是沉闷的灰黑色。这色彩酝酿出了一种异样的气氛，一身军装的黄少校静静地站在几人的身后。

过了一阵，戴墨镜的男子上前一步，凑近看了看史铁峰的脸。

“史铁峰，睁开眼睛。”

他用阴沉的声音说道。

高见屏住呼吸，从床边仔细观察了一下史铁峰的情形——史铁峰依然没有睁开眼睛。

“是我。你还记得我的声音吗？”

戴墨镜的男子再次用同样的声调说道。虽然史铁峰还是没有睁眼，但他却似乎轻轻地点了下头。

“我们曾经在广州一起共事过。”男子摘下墨镜，说道，“当时国共两党还处在合作时期。虽然我也很希望能够再次同你这样的人携手……”

高见拼命窥伺他的双眸，然而他的目光之中既没有丝毫的怜悯，也不见任何的憎恶。

“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男子接着说道，“一切都已经晚了。南京方面已经决定了对你的处置……麻烦你站起来吧。”

或许这男子也属于从不抱怨的那类人吧。身为同一类型的人，史铁峰与他之间存在着一种超越语言的弦外之音。

也许有一天，床上躺着的会是这名戴墨镜的男子，而史铁峰则会在他的身旁叫他站起来。这样的一种场面，毫无任何抵触地在高见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高见不由得为自己的可怕想象打了个激灵。整间屋子里寂静无声，男子对史铁峰说话的声音已然消融在空气之中。

史铁峰终于开口了。

“我站不起来。你就开枪吧。”

声音虽然不高，却很清晰，同时也刺痛了高见的内心。

高见曾经读过许多史铁峰的文章。他的文章之中，蕴含着很多生气跃动、慷慨激昂的文字，字里行间中浓缩着人类炽热迸发的激情。这股能量拒绝接受文字的束缚，随时都会跃然纸上。此刻，他的文章里的那一字一句，全都浮现在高见的脑海之中。尽管那些字句只是在他的脑海里一闪而过，但它们却如同拍岸的波涛一般，不停地涌现出来。史铁峰的文章，就是如此令高见陶醉沉迷。

然而史铁峰的任何一篇文章，其分量都远远不及方才的这句话。

瘦高男子重新戴上墨镜，扭头对高见等人说道：

“我实在是不忍心射杀一个躺在床上的人。麻烦你们把他架起来，带到外面去吧。这对医生而言，应该也算是一种应尽的职责……”

高见恍恍惚惚地往前迈了一步，而胡医生也跌跌撞撞地走上前来。

“高先生您就不必了，还是我来吧……”

听到罗淑芳的声音，高见扭头看了一眼。只见她快步从自己的身旁走过，来到病床边。

医生和护士两人先是合力扶着史铁峰从床上坐起。医生挪动着病人的脚，而护士则小心翼翼地扶起病人的上身。

来到这里之后，高见第一次看到史铁峰把眼睛睁得如此之大，但他却无法看懂史铁峰目光中的深意。他的目光，全都倾注到了身旁的罗淑芳身上。

史铁峰喃喃说道——

“不行，我实在是站不起来。昨天倒也还能勉强起身……”

罗淑芳温柔地点了下头，握住史铁峰的手。恍惚之间，高见似乎看到她的眼里噙着泪花。

“你开枪吧……这样总比躺着要强点儿。”

史铁峰向着戴墨镜的男子说道。这是他好不容易才从喉咙里挤出的声音。

然而，戴墨镜的男子还是摇了摇头。

“不能在宅子里开枪，这么做对不住宅子的主人，必须得到外边去才行。好了，你们就慢慢地把他扶出去吧。外边举着枪的那三个士兵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史铁峰微微一笑。尽管他那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的脸只是稍稍歪斜了一下，但在高见眼里看来，史铁峰确实笑了。他抬起右手，轻轻地摸了摸自己的脸颊。脸颊与手指的骨头碰到了一起。

医生和护士分别架住病人的两肋，把病人轻轻地扶了起来。史铁峰在两人的支撑下，赤着脚在地上走了两步。医生和护士正打算迈出第三步的时候，史铁峰的脑袋无力地耷拉了下来。

“啊……”

医生连忙伸手想要扶住史铁峰的头，却怎么扶都扶不住。

胡医生略显狼狈地说道。

“病人的情况有点不对劲。”

冲戴墨镜的男子说完之后，他朝护士使了个眼色，合力把史铁峰扶回床上。

医生握住史铁峰的手腕，号了号脉，随后又查看了一下他的瞳孔。

身高体长的五个人全都聚集在史铁峰的枕边。黄少校在他们的身后踮高脚尖，探头朝床上望去。

“他咽气了。”

医生向众人宣布，声音听起来格外地高亢。

8

史铁峰死了。

医生和护士也没有继续留下的必要了。

高见、胡医生和罗淑芳三人一同坐上了开往安宁方向的卡车。

坐在车上，三个人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九雷溪不时地从山后绕到眼前，时而发出激流撞击岩石的隆隆巨响，时而又无声无息地静静流过。不知不觉间，它又突然消失了身影。

卡车不停地晃动，高见心中思绪万千。来的路上，他从九雷溪联想到了史铁峰，回程之时，这条河又让他的心中涌起了对同一个人物的无限悼念。

相较于高声轰鸣的河水，还是潺潺流动的河水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此时此刻，高见的心中朦胧地涌起这样一种观点。同时，他依旧还在苦苦思索着仙营发生的那桩案子。

为了加油，卡车在一座名叫建明镇的小镇上停了下来。

道路在建明镇一分为二。径直往北的话，就能到达宁安，而另外的一条路则折向西南。

继续北上已经毫无意义，高见再也不想回到福建、江西的那片战场去了。即便回去，也不会再有丝毫的收获。或许那些负责情报的将校们正面带微笑地向众人宣布筠门岭陷落的消息，但这对高见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打算就此拜别，往南经由厦门到上海或者香港去。”

高见对同行的两人说道。

听人说，只要稍微等一等，就一定能遇上开往西南的卡车。

没过多久卡车便已加满了油。临行之际，罗淑芳却迟迟不肯上车。

“我也要到厦门去一趟。”她说道，“胡医生，相处的时间很短，却给您添了不少的麻烦。我再也忍受不了那种乡下的小教会了。您就再找个更加称职的护士吧。”

胡医生盯着罗淑芳的脸端详了良久。之后，他终于下定决心，开口说道。

“罗小姐，我有件事想问一问你。”

“什么事？”

“药箱里有瓶剧毒药不见了……”

“啊，您说那事啊。抱歉，那瓶药是我拿走的。”

罗淑芳笑着说道，笑容之中带着几分寂寞与惆怅。她打开小包，从包里掏出一个药瓶，递给胡医生。小瓶上贴着一张红色的标签，里边装着白色的粉末。

“或许里边的药粉少了一些。”她说道。

“是吗？”胡医生一脸严肃地点了点头。

“还有，我擅自拿了两张糯米纸，这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吧？”

胡医生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了些不相关的话——

“我总觉得那位病人最后的动作有点奇怪。我们扶着他起身的时候，他似乎用手摸过自己的脸是吧？当时他的指缝间似乎夹着些什么……”

“是吗？”罗淑芳说道。

医生再也没多说什么。他小心翼翼地把那个药瓶放进药箱，之后又向着护士伸出了手。

“再见。”

只载着胡医生一人的卡车扬起漫天的尘土，向着北方驶去。

“先把行李寄存一下，一起去散个步如何？”

高见向罗淑芳邀请道。

“嗯，乐意奉陪。”她答道，“不如就去沿着九雷溪的河岸走走吧。天气太过炎热，河边应该会比较凉快吧？”

建明镇附近的九雷溪河面稍显狭窄。虽说还不至于到激流的程度，但却也能够听到潺潺的水声。河面上架着座石桥，桥的前面几处岩石露出水面，撞击到岩石上的流水不停发出着哗哗的水声。岩石附近的水面上泛着水泡，其他的地方却清澈见底。

高见靠在石桥的栏杆上，说道：“史铁峰那波澜壮阔的一生，也就此结束了。你不觉得有些令人遗憾吗？”

“是吗？”罗淑芳呆望着河面上的石块，说道，“从很久以前起，他就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死得轰轰烈烈。哪怕是枪毙，他也想要双脚踏在大地上，堂堂正正地慷慨就义。临死之前，他一直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他这么做的原因，就是在为了迎接死亡而积蓄体力。”

“如此说来，那么如果当时他想要起身的话，应该是能够爬起来的咯？”

“没错。”她用手按住被风吹起的头发，回答道，“但最后他还是没有能够站起来。他实在是太可怜了，以致我都有些看不下去。他这辈子活得是那样执著，可到头来还是没能像自己期盼的那样死去……”

“所以，你就干脆把药给了他？”

高见说道。

罗淑芳并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耸了下肩。旗袍的衣领，擦到了她的下颚上。

高见也把目光转回到那些逆流伫立的岩石上，倾耳聆听着水流的声音。过了一阵，他深呼吸了一口，说道：“你刚才说，史铁峰为了能够死得轰轰烈烈，一直都在养精蓄锐……如此一来的话，那么他应该积蓄了一些体力。要是头一天没有发生那事，恐怕他就能够脚踏大地地去迎接死亡了吧？你不觉得吗？”

罗淑芳扭过头来。

“头一天没有发生那事？”她两眼盯着高见脸，嘴里重复着高见方才的话，“那就是说……您已经知道了？”

“对。”高见回答道，“我是在卡车上想到的。这趟旅程是如此地乏味，如果不思考些什么的话……一开始是两名搬运木桶的士兵从楼梯上把桶摔了下去。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木桶上的绳子滑动。而那个熟练的老头动手捆上的绳子，又岂有轻易便会松动的道理？”

“居然从这样一件他人所料想不到的事情上抓住线索……”罗淑芳说道。她依旧盯着高见的脸，催促道，“然后呢？”

“所以我想或许是有人曾经解开过那绳索，之后又重新绑了上去。解开绳索的目的，必定是要将绳索挪作他用。那么，那个人究竟要用绳索干什么呢？”

“那您想明白了吗？”

“这件事让我冥思苦想了很久，最后我还是大致想明白了。”

“您想明白什么了？说来听听吧？”

就像是在看什么晃眼的东西似的，罗淑芳紧盯着高见的眼睛渐渐眯了起来。

“那些嵌在墙上的石块，其实早就已经松动了。那是间杂物间，连漆水都没有好好涂过，长年受到湿气的侵蚀，那堵墙早就已经破旧不堪了。想要从墙上抽块石头下来，也并非是什么难事。要用绳索绑住石头，从铁栅栏的空缝间扔下去再拖上来，并非什么难事。先把石头塞回原来的地方，之后再把绳子重新绑到木桶上——如此一来，所有的一切就全都恢复原状了。”

“但实际上却还是留下了痕迹，没能恢复得和原先一模一样。”

罗淑芳说道。

“或许吧。”高见说道，“当时张上尉就在那扇窗户下边对吧？石头正巧砸中了他的天灵盖。他在狭窄的堤坝上失去平衡，失足摔进九雷溪中。河水在那附近流动时会发出响声，因此，没有任何人听到张上尉落水时的声音。可当时拖回屋里的石块上，难道就一点儿血迹都没留下吗？”

“您知道的可真不少。”

“石块上的血迹，估计全都已经用脸盆里的水给洗掉了。不光是血，甚至就连石块上的漆水和泥屑也都被洗掉了。在你把水抬到井边倒掉的时候，又恰巧碰到了我。一开始时我以为那些沉在盆底的东西是咳血时咳出的血块，但其实那些东西并非血块。”

“您的观察力可真是犀利，什么事都瞒不过您的眼睛。不过幸好您当时并没有立刻察觉，而是上了卡车后才想明白的。”

“就算我当时就想明白了，我也不会说的。”

“谢谢。”说着，罗淑芳终于把目光从高见的脸上挪开，“张上尉此人正是当时背叛史铁峰、出卖了他的人……您以前曾经翻译过史铁峰的文章，想来您对他应该也有所了解。他向来主张，奴役他人是时代的一种退步。唯有心中燃烧着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到底，都一定要为自己的理想不懈奋斗这种执著意念，人类才能够获得解放——我记得他曾经在某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对，是在一本名为《飞曲》的杂感集里。他在文中还写道，丧失意欲的人就是精神上的囚徒。我已经把这篇文章翻译成日文，只不过目前还没有发表。”

“没错，就是意欲。”罗淑芳说道。

“史铁峰在肉体上虽然成了囚徒，然而他却至死都没有失去意欲。无论如何，他都要向那些曾经出卖过自己的人报一箭之仇。”

“我能理解。史铁峰以身作则，向天下人展现的这种积极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作为译者，我十分地理解。但我却搞不明白……这么说或许又会把问题缩小了，那块石头为什么会不偏不倚地砸到张上尉的天灵盖上呢？退一步讲，他又为何会知道当时张上尉就在那里呢？这一点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张上尉当时受了某个女人的邀约，让他在那个时候，到那棵枯杉树下去等着……”

说着，罗淑芳微微笑了笑。

“就算如此……”高见依旧感到有些不解，“也亏得他能没有丝毫偏差地把石块给扔下去啊。那铁栅栏的空隙，可是连头都伸不出去的啊！”

“如果我要替他下手杀害张上尉的话，也能把他给杀掉。”罗淑芳抬头望着天空，说道，“但史铁峰却非要自己动手。我也不是不能理解他的这种心情……所以，我就把那面带有长柄的镜子留在了房间里。如果从铁栅栏的缝隙里把镜子伸出去，镜面朝下的话，就能看到楼下的脑袋大致在什么位置上。而且在那之前，我们也曾经动手试验过。”

高见回想起刚到仙营那天，自己曾经看到余家二楼的窗户里闪过一下亮光。或许，那就是两人做试验时，镜面反射的光芒吧。

对于在卡车上晃荡了一路的人而言，河面上吹拂而来的风，是如此清爽惬意。

罗淑芳解开了旗袍衣领上的钩子。估计她是想让风也吹进来吧。衣领在风里微微翻动，露出之前一直盖在衣领上的喉咙。喉咙上，赫然有一颗偌大的黑痣。

“我回想起史铁峰的诗中，我最喜欢的那一句。”高见两眼望着她的咽喉，说道，“那是一首他半开玩笑地写给自己情人的诗，其中有一句是‘冰肌幸得毫端点’。”

罗淑芳按住衣领，轻轻地转过身去。

一阵风吹拂而过。

过了一阵，罗淑芳的肩头就像在风中摇摆一样，微微地颤动起来。

如何唯美地阅读本书

oxen(老老老牛)

阅读是人类的高级精神活动，不管阅读什么内容，舒适的排版，精妙的内容，是阅读者舒展自己的精神之旅的美好桥梁。

阅读是美的，本书即是为着“唯美”的目的而作。经过老牛的精心制作，本书的阅读应当美好的。如果不按本说明安装多样化的字体，用你机器里的默认的单一字体也可以阅读；但如果要唯美地阅读好epub版的唯美书籍，请按如下要求安装多种字体。

一、字体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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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字体（zw）：宋体或方正博雅宋。推荐后者。如果自己的机型对宋体显示过淡，也可用雅黑。由于是正文主力字体，请选用GBK字体，以免缺字。字体文件一般10MB左右。请将文件名改为zw.ttf，然后再安装。

标题1（h1）字体：方正综艺。字体文件控制在3MB或以下。请将文件名改为h1.ttf，然后再安装。为节省内存也可不安装，本测试文档暂未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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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体（kt）字体：任何字库的楷体。字体文件控制在10MB以内。请将文件名改为kt.ttf，然后再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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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tctools\breakttc.exe fzktpy.ttc

将解出的FONT00.TTF改名为ktpy.fft，再复制到阅读器所需目录即可。

字体来源：请各位从自己电脑的C:\windows\fonts目录里复制安装，或从网上下载安装。

二、安装字体

将上述字体文件，按照自己手头电子书阅读器本的路径要求，复制到相应目录里。

1　BarnesNoble NOOK：

把改名后的字体文件安装到下列三种目录中任一目录里：

系统字体目录：system/fonts/目录里（需要破解）；

内存fonts目录：也可不破解，可安装到机器内存根目录自己建的fonts目录里（我就是这么干的）；

TF卡fonts目录：不破解，安装到mocroSD卡根目录自建的fonts目录里。

2　SONY PRS505/300/600/900/350/650/950：

请改名后的字体文件后安装在机器内存中。有两个目录可选：

一是系统字体目录：把改名后的字体文件安装到opt/sony/ebook/FONT目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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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Rex DR800SG：

由于字体安装到内存里会造成系统菜单乱码，因此在此问题没有解决前，请暂时不要将改名后的字体文件安装到机器内存的fonts/ttf目录里，而是安装在SD卡的fonts（小写）目录里。具体安装步骤参见下贴：

《DR800SG的字库和FBReader的安装》（http://www.hi-pda.com/forum/viewthread.php?tid=576609）

4　Amazon Kindle2/3/DX/DXG：

请将改名后的字体文件安装到多看系统的路径：DK_System/system/font。由于多看目前不支持css，因此多看不能完善显示唯美排版；也不支持图片显示（据称本周末的升级将支持图片）。

5　翰林V3/V3+：

在SD卡新建fonts目录，把改名后的字体文件复制到这个目录里。

6　iRiver Story

字体安装在内存里fonts目录。如果内存里没有fonts目录，则新建这个目录，然后把改名后的字体文件复制到这个目录里。

三、字体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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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包里包括如下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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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题1字体：h1.ttf。方正兰亭特黑长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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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标题3字体：h3.ttf。方正行黑简体。

（5）仿宋：fs.ttf。仿宋。

（6）楷体：kt.ttf。方正楷体简体。

（7）黑体：ht.ttf。方正兰亭黑简体。

（8）拼音字体：ktpy.ttf。方正楷体拼音字库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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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美的：收藏级书籍制作》第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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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en(老老老牛)

2010年8月－2011年2月

编书者说

中共建党90周年，作为早期领导人的瞿秋白不免引起回念。其就义前的自白《多余的话》尤为醒目。为此，老牛收集了其作，百科介绍、被捕内幕，以及以其为原型的小说《九雷溪》等，辑为一册，以为学习了解历史用。

按惯例，读书自然要以美为要，故仍以“唯美定律”制作之。

此是新Eink阅读器nook2今日到手后的第一本书。老牛样式已更新为2.2版。

oxen（老老老牛）

2011年7月4日

老牛读书　快乐生活

书名／瞿秋白多余的话及其他

作者／Oxen（老老老牛）整理

出版／无

出版日期／无

开本／无

页码／无

字数／81,423字

ISBN／无

定价／无

类别／历史

制作信息

排版制作／oxen（老老老牛）

制作版本／1.0

制作时间／2011/7/4 22:09

更新时间／2011/7/4 23:52:33

制作软件

EpubStar 1.0.0.1.110703

[C]2010-2011, Oxen（老老老牛）/wb.01